1917年12月,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任命陳炯明為援閩粵軍總司令,并派許崇智、鄧鏗等主要軍事干部相助。1918年1月12日,陳炯明在廣州東郊舉行援閩誓師,出發東征。當孫中山被滇桂軍閥聯合排擠辭去大元帥后,唯有將希望寄托在陳炯明的援閩粵軍之上,因此他在赴上海途中特地到三河壩粵軍總司令部會晤陳炯明及粵軍將領,策劃攻閩軍事行動。5月底至6月初,陳炯明兵分三路攻閩。經過多次大小戰斗,援閩粵軍于8月底打敗了福建督軍李厚基的北洋軍,占領了閩西南的汀州、漳州、龍巖等二十多個縣,建立了“閩南護法區”。
陳炯明率援閩粵軍進駐閩南的時候,正是世界風云激蕩的年代。國內爆發了愛國主義新文化運動,席卷神州大地。為此,陳炯明進駐漳州后利用難得的休戰時間,在漳州建立閩南護法區,在“建立新社會”和“提倡新文化”的口號下整軍治武、刷新政治、發展教育、推廣新學、進行市政建設等,做出了享譽中外的“漳州政績”。在此期間,陳炯明邀請了惠州一批精英前往漳州,共襄建設大計,其中周醒南、馮重熙、翟雨亭就是其中佼佼者。
周醒南照片。
周醒南,惠州府城人,兩廣游學預備科出身,因參加辛亥光復惠州之役開始被陳炯明賞識。1912年廣東獨立后,胡漢民、陳炯明分別出任廣東都督、副都督,周醒南提任為廣東公路處處長,負責全粵公路開辟工作。1913年北京袁世凱竊取政權,委任龍濟光為廣東都督,并大肆拘拿堅持國民革命的省政官員。周醒南被迫出走南洋,到新加坡執教鞭謀生。1916年袁世凱下臺,龍濟光被驅逐出廣東,周醒南便從南洋返回廣州,襄助教育前輩創辦工業專門學校(為廣東大學工科打下基礎),以培養地方工業建設人才。1917年9月1日,孫中山領導護法運動,翌年派陳炯明為粵軍總司令、鄧鏗為參謀長率軍援閩,進入漳州建立“閩南護法區”,周醒南被聘請為官產事務局(相當于今城市建設局)局長。
1919年初,周醒南首先請同鄉馮重熙到漳州,襄助市政建沒的規劃、勘測和施工,繼而又邀鄉人、同學翟雨亭、李禮甫、王仁度等任總務科長和施工員、測繪員、庶務員等。在市內,周醒南利用拆除古老城墻石條,修筑年久失修的九龍江堤岸,又在西溪靠城段建造一座橫接城南的鋼筋水泥直橋,橋全長652尺,寬25尺,橋兩邊添砌護欄,專辟路邊人行道,實行車馬行人分流,給當地商旅交通和市民生活帶來諸多方便。漳州城內原有的街道狹窄(多系丈余寬),凹凸不平,拐曲不直,商店參差,買賣不便,周醒南便動手擴建街道,整頓市容,從舊府衙口起朝東南走向,改建兩條由石板鋪砌而成的主干街道,凡是需要拆卸重修的店鋪一律拆修,其拆建費用實行誰家店面和店前街面由誰家自負的辦法,不予加增市內居民負擔。不到一年,漳州市內兩條主干街路竣工,分別命名“陸安東路”(今新華西路)和“定威南路”(今延安南路),街路兩邊一式蓋起雙層騎樓。另外,周醒南在市中心拆掉舊漳州府署、府倉,筑造漳州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公園;建造“迎賓大旅館”,并在東門市尾開辟“文明雅集”(類物資市場)。
周醒南籌建廈門中山公園。 惠州報業全媒體記者嚴藝超 翻拍
在城外,周醒南負責規劃動工修建公路,通行汽車。原計劃公路東通泉州,南達廈門,北至龍巖,西連潮汕,后因工程需資量過大,才用募集的五萬大洋股資,建成一條自漳州至石碼長達20公里的福建省第一條公路,于1920年2月正式通車。除此之外,周醒南又與商紳孫次典等成立“漳碼馬路始興有限公司”,經營客貨雙運,使漳州和廈門構成水陸聯運,貨流暢通,贛南、閩西商賈紛紛南來,漳州市場活躍一時。因此周醒南被譽為當時的“漳州市政建設師”,近年又被漳州文史專家列入“對廈門影響最大的”近代歷史人物。
周醒南負責漳州市政建設,由于規劃準確,計算精細,施工嚴格,重視質檢,工程進展快,成本付出少,贏得居民眾口稱贊。例如建造占地42畝的第一公園(今中山公園),園內綴塑假山,新筑亭榭,修辟噴水池、月池和蓮池,綠地種植花木,砌筑茶肆、酒巴間和臺閣,并立有孫中山先生親筆的“博愛”碑。像這座可供游人觀賞、游憩的公共園所,未經一年即告竣工,全部工程工效之快、花錢之省,至今還被后人贊嘆。
同時周醒南還首創一所“道路工程專門學校”,就地培養有專長的公路建設人才。周醒南親自主持兼授課,馮重熙輔予教授幾何學、工程學,先后有100多名學生完成學業,被分配到漳州參加公路工程建設和“閩南護法區”屬縣當地建設。
漳州建設告一段落后,旋即投入建設廈門港。1924年經友人推薦,周醒南與馮重熙到廈門見廈門海軍司令林國賡。林知道周系市政建設高才,十分禮待,遂成立廈門港海軍司令部輔工處,委任周為會辦,馮重熙任周之秘書兼統計科長,著手描繪興建廈門市政藍圖。周醒南經過調查踏勘之后,便向林國賡呈送辟劃廈門港市政草案,得林國賡首肯。隨后通過廈門商會向日本臺灣銀行貸款建筑堤岸、馬路,又電邀翟雨亭、李禮甫、王仁度等一批惠州人到廈門輔助。翟雨亭到廈門,遂成立協興建筑公司,承包修建海堤和華僑投資的樓房工程,李禮甫、葉頌周、汪衛屏等辦起同泰建筑公司,承包填海筑堤的龐大工程,以支持周醒南總攬的廈門興建大計。
周醒南前后主持廈門市區開發建設七年,共開發新區30處100余萬平方米,新辟道路70余條近100公里,修筑鷺江道堤岸3400余米,營造第一至第九市場,建設中山公園,興建數十處公共衛生設施。特別是他為了改變原來廈門“臭埠”、“廢港”的舊容貌竭盡心力。翟雨亭、李禮甫負責聘請荷蘭工程師設計筑造海灘堤岸,所用的鋼筋、水泥、木材都從外國購運進來。東西兩段填海筑堤工程之大,耗資之巨,是當時中國少有的,因此他被廈門人譽為“奇人周醒南”。
周醒南(左一)與黃強。
筑公路貢獻鄉梓 建港口履新廈門
1920年8月,周醒南隨軍返粵,出任汕頭籌餉局局長,在后方負責籌措軍餉,支援陳炯明討伐桂系軍閥莫榮新。10月,廖仲愷出任廣東軍政府財政廳長,到任后,即調用周醒南,撥給賑款10萬元(銀元,下同),讓周用以工代賑的辦法,主持修筑廣東第一條公路惠平公路。廖委周以此任,自然是看重他在漳州建設中所表現出來的才能和魄力。惠平公路原由周在首任公路處長時主持規劃修筑,現在重謀舊事,情況熟悉,又有漳州建設的經驗和家鄉父老的支持,工程很快在11月底開工,至次年5月即通車營運。此路全長33.2公里,是廣東省最早通車的一條公路。
惠平線剛剛舉行了通車典禮,惠樟公路惠陽縣路段隨即動工修筑。當局設立惠樟公路局以董其役,局長由周醒南擔任,參與其事的有張友仁、翟雨亭、楊固初、曾固民等惠州知名人士。他們親自到工地督導,現場解決問題,加快了工程進展。1923年底,惠樟公路竣工。公路在東莞樟木頭與廣九鐵路連接,自此,從惠州到廣州、香港這兩個重要城市的時間大為縮短,對惠州加強對外開放,促進區內發展,產生了積極久遠的影響。
周醒南編撰的《填筑廈門筼筜港報告書》。
在周醒南修筑公路接連報捷的時候,廣東的政局暗流涌動,風波迭起。1922年3月20日,粵軍總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鏗在廣九鐵路大沙頭車站遇刺,三日后不治逝世。在社會輿論對此案真相不斷尋問之中,孫中山與陳炯明在南北統一等重大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的內情,逐漸浮出水面,陳于是向孫請辭。4月21日,孫以大總統名義免去陳的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等職,陳即離職返惠,隱居西湖百花洲。隱居期間,陳一再婉拒復出,又親自致函各省軍政領袖及美洲、香港、上海等地僑領,以爭取理解和支持。其中有十四封寫于這一年6至8月之間的信函手稿共30頁,相信是陳起草信函后交周抄正,一直為周醒南所保存,直至七十多年后的1994年,其哲嗣周少南(浪怒)才完璧歸趙,將其交還給陳炯明的兒子陳定炎。
孫中山命令征桂各軍改道北伐,粵軍將領葉舉等對孫強烈不滿,率粵軍數十營入穗。1922年6月16日,粵軍包圍總統府,驅逐孫中山。孫陳陣營的公開決裂和尖銳對抗,引發了一場新的戰爭。自1923年5月至1924年3月,孫中山對陳炯明進行了二次軍事征討,東江地區戰火頻仍。當此之際,在家鄉實現筑路的宏愿已成奢望,周醒南決意前往廈門參與港口的建設。
在周醒南踏足廈門的第二年,即1925年的10月15日,東征軍終于攻破惠州北門,進占府縣兩城,隨即揮師粵東。11月2日,粵軍撤離汕頭,退入福建南部。12月6日,陳炯明乘“海籌艦”駛入廈門海面,在艦上召開軍事會議,尋求支援及解決粵軍給養辦法。陳采納周醒南建議,派前籌餉局會辦陳宗岳持陳的親筆信赴云南謁唐繼堯,請求支援。13日,陳秘密在鼓浪嶼登岸,下榻于周醒南家,前后共八天。當時廈門各界人士憂慮東征軍藉此入閩攻廈,紛紛向海軍司令楊樹莊請愿驅陳出境,陳迫于壓力,在21日乘輪船秘密赴滬,退隱香港。
這一回,周醒南并沒有追隨陳炯明前往香港,而是留在廈門,一幅宏偉的藍圖,正等待他親手描繪。
1926年的廈門市區,周醒南此時已在描繪廈門未來藍圖。
巧籌資改天換地 付心血鷺港重生
上世紀20年代初,當陳炯明在漳州厲行新政取得驕人成績的時候,廈門卻以臟亂差聞名于世,“街市窄狹,民居稠密,架席片薄板蔽日,而又堆積糞土,熏蒸潮濕”(《鷺江志》)。港口區垃圾如山,堤岸坍塌,海灘淤塞,退潮后無法停靠巨輪,被“一般人認為是中國最垢污的城市”,是根本無法適應中國海軍現代化要求的 “臭港”、“臭埠”。1924年,時任漳廈海軍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的林國庚開始介入廈門市的市政建設。林是福建閩侯人,曾于1905年公派英國格林維基海軍學院留學,接受過現代海軍教育。他認為現代海軍基地的建設,應與現代港口城市的建設結合起來,同步進行。“凡市內之公安、公用、工務、教育、衛生、財政、土地,皆屬市政范圍之內”,而“廈市不先從工務著手,一切均無從附麗”。他力排眾議,聘請周為廈門港海軍司令部堤工處會辦,聘馮重熙任周之秘書兼統計科長,負責建造廈門島西南沿海的堤岸路道等。周又電邀李禮甫、王仁度、翟雨亭等一批惠州人前往廈門開設公司承包修建海堤和華僑樓房工程。自此,周醒南掀開了人生重要一頁。
上世紀30年代的廈門思明南路,前身是魯迅所說的“臭水塘”。
有研究指出:周醒南策劃廈門市政建設,最大的貢獻是引入市場經濟的方法籌集資金,大量吸納民間與華僑資本參與市政建設。例如,他發行“興業地價卷”,以新辟地段土地為獎金,籌得修筑海堤資金100萬元,并用競價標投的方式,將工程判與建筑公司承包以樽節經費。又與南興公司簽訂合約,由該公司出資修筑鷺江道第一段海堤,除灘權外所有空地歸其承買,減輕堤工處財政負擔。就這樣,鷺江道第一段堤岸很快建成,基本滿足了軍艦全潮候靠泊港口的要求,得到海軍部司令楊樹莊的高度贊賞。
周醒南對廈門市的改造建設,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1926年中秋節,兼任廈門大學教授的中國銀行經理朱鏡宙,在東園菜館為剛到廈大的魯迅先生洗塵,周醒南與黃強等出席作陪。席間談及廈門舊城改造,魯迅向周提出了好些建議:如廈門城外的臭水塘應該填平,鎮南關外的亂墳堆應該遷移等等,并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了周醒南的姓名。
1927年8月,林國賡擢升為漳廈海軍警備司令部司令,出任廈門市政督辦公署督辦。在林強力支持下,周采取預售新區地皮的方法籌集市政建設經費。很快,舊城墻被拆除,并用拆除城墻的余泥填平了魯迅所說的“臭水塘”即甕菜河,辟為思明南路的一段 (今思明電影院至中山路口),鎮南關外的荒冢也被遷移,辟為大生里住宅區。思明南路竣工后,附近地價從每平方米不到20元漲至90元左右,投資者獲得豐厚回報,民間資金特別是海外僑資蜂擁而至。整治環境、筑堤修路,促進了房地產業的興盛,房地產業的興盛又轉而為公共市政的改善提供了充裕資金,廈門市政建設進入良性滾動的發展軌道。從1927年至1934年,鷺江沿岸的爛泥灘得到徹底整治,堤岸堅固挺拔,沿岸19個碼頭依次排列,堤岸內建起馬路、樓房;市區共修建主、次干道63條,總長度33.44公里,加上一般街巷總數達360條;共開發新區30處100余萬平方米,新修街道兩旁興建的民房達13500余號,建筑總面積340余萬平方米。全市還建有3座公園、9個菜市場、20座公共廁所,一個新興的廈門市出現在世人面前。
捍主權威武不移任毀譽道釋修心
周醒南遷移鎮南關外的荒冢,辟為大生里住宅區。
規模浩大的市政建設,涉及社會的各個層面,引起了相關個人或團體的利益沖突和博弈。周醒南雖然有海軍強人林國賡作后盾,仍不可避免要被卷入這些矛盾爭斗的漩渦之中。
1927年9月,國民黨廈門市黨部常務委員李某主持聯席會議,以清除“陳逆炯明余孽”為由,通過通緝市政會會辦周醒南議案。次日,即派員至堤工處搜捕周醒南,適周外出而未果。林國賡對此發表談話,指責該黨部未經司法機關直接搜捕周醒南,實為“越權干政”。漳廈海軍警備司令部隨即致函市黨部,明確宣布“周醒南并無謀為不軌的事實,應撤消通緝案,照舊供職”。周亦在廈門各報刊登啟事,駁斥所謂“余孽”一說,強調“市政會為議決機關,督辦公署為執行機關,所行者均市政會通過者,尚有督辦主持,豈會辦一人能把持發賣土地?今違法圍捕,傾陷存心,惟有呈請辭職……”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李某等人自知理虧,此事才暫告平息。
外國勢力也窺伺廈門事務,特別是日本人,早有奪取廈門港口控制權的野心。承包填海筑堤工程的公司曾通過廈門商會向日本在臺灣銀行貸款。1932年,港建初見成效,日方趁貸方資金緊缺之機,以索討貸款為由,意欲強行收買港憶海堤泊輪權。他們勒逼廈門當局,若不立即還貸,就得出賣廈港泊位和貨倉給他們抵債,商會交涉無果,周醒南被推到事件的風口浪尖。日方逼周簽字承認出賣廈港泊位及貨倉。周決然說:“此為中國主權所系,我無權也不能簽字。”周因此被扣留數月。這時候,剛好第十九路軍從上海調至福建,十九路軍總參謀長黃強兼任漳廈警備司令,聞訊報告蔡廷鍇將軍。蔡向日方嚴正聲明,責令放人。十九路軍剛在上海抗戰中取得勝利,軍威大振,日本人有所忌憚,周醒南終于獲釋。時至今日,漳廈老人一提起周醒南,都對他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贊不絕口。
經此多番折騰,周醒南對佛道二教興趣日濃,冀希在那里找到一個安頓心情的精神棲息地。1928年,經友人王弼卿介紹,周醒南加入了設在鼓浪嶼的了閑社。此社雖帶有道教色彩,“實際上是一群世事難了,身心不閑的文化人修身養性、抒懷言情的場所”。在一次社日活動中,周醒南登壇扶乩,自稱有延平王鄭成功附身,牽引乩筆寫下了三首絕句。其二云:“大海狂濤入耳哀,故園翹首亂云堆。傷心三百年前事,愧與田橫話夜臺。”其三又云:“荒煙蔓草舊樓臺,昔日雄心安在哉?橫槊有愧吾計左,枕戈空盼好音來。”而周醒南藉附身之說,鳴放內心的郁抑和憤懣,民國《廈門市志稿》稱“此詩悲壯蒼涼”,不無道理。
1931年3月,思明縣(今廈門市思明區)佛教會成立,高僧太虛法師首任主席,馮重熙、蔡吉堂同為首任的常務秘書,周醒南當選為監察委員。其時,“參禪屏俗”已成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933年8月,陳炯明于香港遽然辭世。周醒南聞耗,撰聯哀挽道:“公為革命先鋒,結局如斯,千古英雄同下淚;我亦當年部曲,前塵若夢,九秋風雨有余哀。”周在此時所深沉慨嘆的,自然不僅僅止于“結局如斯”的陳炯明;他作為這位“革命先鋒”的“當年部曲”,回顧那“若夢”之“前塵”,再轉而審視眼前的風風雨雨,對于政洽與道德良心,利益與是非功過,以及社會與人生進退,似乎有了更多的感悟。他曾書寫了三句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是非審于己,毀譽聽于人,得失安于數。”——— 也許是獲得了道家和佛教思想精華的滋潤,他變得更加豁達和從容。
反獨裁福建政變 遭清算惜別閩廈
1932年5月,蔣介石命令十九路軍撤離上海,調往福建“剿共“,總參謀長黃強率領先頭部隊進入閩南地區,周醒南允其所請,兼任總部路政處顧問,指導修筑龍漳公路。6月,十九路軍所屬各部源源開抵廈門轉道漳州,總指揮部設立“十九路軍駐廈門辦事處”處理相關事宜,任命周醒南為主任。7月14日,蔡廷楷乘輪船由香港抵達廈門,攜幕僚赴鼓浪嶼周醒南私邸安歇。隨后,參謀長黃強等人也抵達周宅。晚上,蔡召集師旅長開軍事會議。其時,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正在密商醞釀起義反蔣。
1933年11月20日,“閩變”事發,“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宣告成立。蔣介石調遣二三十萬中央軍入閩討伐。福建人民政府起事倉促,缺乏各方支持,迅速瓦解。1934年1月9日,中央軍攻陷廈門,漳廈警備司令兼“廈門特別市”市長黃強于城陷前夜出逃香港。平定閩變后,蔣介石派親信陳儀主持閩政,原屬北洋系統的林國賡失勢。失去后盾的周醒南早與廈門國民黨人交惡,現又和十九路軍上層的關系密邇,處境日益艱難。1934年5月20日,廈門市國民黨部別動隊趁周醒南巡視中山公園事務,以周曾參與閩變、非法擅賣土地予英商太古銀行、勾結土豪侵奪民屋等為由對其實施逮捕。捕后,即上書蔣介石,請求給予懲處,后經林國賡疏通斡旋,始得釋放。隨后,省政府下令改廈門市改工務為工務局,周醒南惜別廈門,返回廣東,旅居香港,一度任香港惠陽商會會長。
資西湖發展經濟 興文教惠澤鄉邦
1946年,周醒南重修湖心亭。這是在此之前的湖心亭。
回鄉后,周醒南熱心于家鄉建設,對惠州文化教育事業以及惠州西湖的保護開發,尤為關切。1934年,周醒南為了改變古城相對封閉的狀態,擴大惠州對外交流,推動西湖旅游經濟的發展,會同張友仁、翟雨亭等人,招股集資10多萬元,在惠州排沙興建西湖大酒店。酒店(即現惠州賓館望湖樓)樓高四層,造型優雅,裝修華麗,集飲食住宿娛樂于一身,為當時惠州一流,專門接待省港上層人士。次年,酒店于建成開業,未幾抗戰爆發,1938年惠州首次淪陷敵手,酒店慘遭焚毀,被迫結業。
●1935年4月3日(廣東禁賭紀念日),陳炯明歸葬惠州西湖紫微山。先是,陳故舊募資修建墓園紫微山莊,當道贈以巨金相助。章炳麟為撰墓志銘,作篆書“陳競存先生之墓”以題墓碑。由周醒南和陳演生主理墓園山莊的設計和興建。墓園莊重肅穆,依山環湖,廣植嘉樹,分蒔繁卉,環境清幽,很快成為著名景點,四時游客多慕名前往拜謁。每年春秋二季,城區中小學校的師生到山莊郊游野餐,成了惠州民間傳統,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間山莊遭破壞后才被中斷。
●1936年,張友仁易黃塘石橋為混凝土橋以通豐湖書院,邑人葉秉機(史才)、苗致信、魏階平助之。復請周醒南等改建桁橋,李瑞征、惠樟路會助之。周醒南作《改建黃塘橋碑記》。
●1937年春,黃強昆仲捐筑近秀橋(俗稱波羅橋,位于西湖東大門前)為父母祝八十雙壽。周醒南、張友仁等慨然助捐,橋于同年七月竣工。
●1938年,由周醒南、黃強等引線,著名閩籍商人胡文虎、胡文豹兄弟訪問惠州,捐洋毫35000元在南壇(老惠陽印刷廠后)興建惠州醫院,邑人踴躍增捐協力助成。醫院建成后,成立董事會,張友仁任董事長,周醒南任副董事長。同年10月,惠州淪陷,醫院屋舍儀器損毀殆盡。
抗戰期間,周醒南以為白鹽乃民食之本,不可一日或缺,即與友人集巨資組織公司在沿海購鹽,用人力搶運,輾轉千里,輸至韶關,轉銷湖南等地,接濟軍民之需。
●1942年,服務軍界的邑人梁季平,抗日不忘教育,為解決惠州學校多因戰亂內遷,本地學生無法就近入學的困難,首倡集資興辦私立持平中學,成立了董事會主持校務,董事會成員帶頭出錢出力,并廣泛發動社會各界人士募捐辦學,周醒南是董事之一。
●1944年11月,票選周醒南為惠州西湖整理委員會主席。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在周醒南主持下,惠州醫院得獲在原地完成重建,服務市民。
●1946年,周醒南捐俸重修湖心亭,并作《修湖心亭記》。同年,周又與翟雨亭諸股東以西湖酒店捐贈給惠州醫院。
●1947年,黃強出任臺灣高雄市長,周醒南應邀“赴臺灣高雄襄辦市政”。未幾返惠,決心發展嶺南第一名勝之惠州西湖,并擬出極為具體的整理西湖計劃書。同年,周醒南等倡捐重修元妙觀,周作《重建惠州西湖元妙觀小啟》廣為號召。文謂抗戰勝利,“腥膻已滌,衽席旋登,正宜恢復宏觀,及時經劃,冀一仍舊貫,合眾志以成城。敦請臺端,克襄盛舉。勿以貧富較量,各盡善心;毋存秦越之心,共完斯愿。”
●1949年,周醒南倡辦平潭農校,培養農業科技人才,選派李顯明(李元經之子)主持校務。早在三十年代陳濟棠治粵時期,陳曾在平潭辦糖廠,并配置蔗田數千畝。糖廠因抗戰軍興停辦,抗戰勝利后蔗田出租,租金作政府收益。周醒南通過有關部門,爭取了部分租金,作為農校的辦學經費。
●1949年后,周醒南長寓香港,在香港九龍仔(即今大坑東)設立環山學校,“兼收學費,嘉惠貧民,其辦學虧累,人所有盡知,惟毫不介意,仍然泊如也。”期間曾任崇正總會,惠州同鄉會,惠陽商會,周氏宗親總會,青松仙觀等社團任理事或首長,對鄉親事務,教育事務,道教事務每不辭勞苦,多所盡力。
●1963年,周醒南逝于香港。“其遺著文稿,多經世實用之作,晚年正在整理,惜編集未竟,已一病不起,迄未付梓。”所藏書籍甚富,竟亦流散于香港街市書肆,令人惋嘆。
■特約撰稿人吳定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