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紅色文化是“嶺東雄郡”的精神脊梁，紅色文化資源是惠州城市精神圖譜最鮮亮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市基因的核心因子，是激勵惠州人民奮發有為，敢闖敢試，爭創國內一流城市的精神動力和文化支撐。本報今起推出“牢記使命 競逐一流——全力傳承惠州紅色文化基因”系列報道，敬請垂注。

　　1942年1月的夜空與以往有所不同。一臺由兩個“六L六”真空管組成的哈脫萊式15瓦發報機發出“滴答滴答”的聲音，微弱的電波劃過長空，飛越千山萬水，奔向祖國的北方——

　　“延安，延安，我是東江！我是東江！”

　　一晚、兩晚、三晚過去了，東江英雄兒女在發報機旁焦急地等待著。

　　“東江，我是延安！東江，我是延安！”1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電臺終于傳來延安的訊息。延安的聲音猶如春風，給戰斗在東江的游擊健兒們帶來了溫暖和生機，帶來了正確的方向。

　　“滴滴滴答，滴滴滴答，信號在天空中交流，廣闊的永恒的繚繞，筆在紙上伸展，手在電鍵上跳，齒輪緊推齒輪，真空管像地下火在燃燒，不是沉默，我們在歡笑，因為天將破曉。”

　　這首由東江縱隊電臺工作人員自編的《通訊兵頌》之歌，何嘗不是對惠州這片紅色大地和革命歷史的深情吟詠？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當前，我市正全面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讓我們一起重溫惠州熊熊燃燒的“地下之火”，感受70年前“天將破曉”的勝利喜悅。

粵贛湘邊縱隊東江第一支隊開進惠州城。

惠州人民慶祝東江全境解放。

1944年東江縱隊軍官在惠陽土洋村合影，左起依次為黃作梅、周伯明、曾生、林展、饒彰風。

1949年10月15日，粵贛湘邊縱隊東江第一支隊新編獨立第3營在惠州城下埔集結待命進城。

　　惠州革命歷史大事記（部分）

　　1923年4月

　　惠陽第三區（高潭）農民協會成立，

　　這是中國最早的農會之一

　　1925年

　　席卷東江地區的東征，

　　是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重要事件

　　1927年4月下旬

　　建立東江地區的統一領導機構

　　——中共東江特別委員會

　　1927年8、9月間

　　東江革命委員會成立

　　1927年10月中旬

　　東江特委在中洞對南昌起義軍余部

　　實行改編，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師

　　1927年11月11日

　　高潭區蘇維埃政府成立，

　　這是中國第一批蘇維埃政權

　　1938年12月中旬

　　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在香港成立

　　1941年12月25日

　　香港淪陷后，中共東江特別委員會和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組織開展秘密營救香港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大行動

　　1943年12月2日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改稱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

　　1949年1月1日

　　以廣東人民解放軍江南、江北、粵贛邊、北江4個支隊為基礎，在惠東安墩編成

　　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

　　1949年10月15日

　　粵贛湘邊縱隊東江第一支隊

　　新編獨立第3營進入惠州城，惠州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

　　中國共產黨在惠州

　　成立中共東江地方委員會

　　壹 革命潮起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災難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了救中國，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后繼進行了反抗斗爭，但都相繼失敗。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照亮了中國革命的道路。東江人民為了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在中國共產黨東江地方組織的帶領下，喚醒民眾、傳播理想，掀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浪潮。

　　惠州是廣東最早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地區之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提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運動波瀾壯闊，迅速蔓延全國各地，從而揭開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政治運動和思想運動的序幕。

　　在廣州學生聯合會的帶動下，惠州省立第三中學、惠州女子師范相繼成立學生會，同時聯合各小學，成立全城學生聯合會，組織學生游行，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和抵制日貨宣傳。

　　惠州學生在愛國熱情鼓舞下，自備伙食，冒著酷暑下鄉巡回宣傳。宣傳方式首先是唱歌，吸引大批群眾后，就慷慨激昂地演講，控訴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罪行和痛斥勾結帝國主義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腐敗政府，隨后是演一幕白話劇。

　　宣傳活動持續了一個多月，時值夏季，天氣炎熱，在烈日之下奔走活動，艱辛可想而知。附城宣傳隊的李博濟，下鄉宣傳隊的何壽仁、陳肇詞等三位學生，竟不幸中暑不治身亡。惠陽縣各界為他們在惠州城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盛贊他們不顧個人安危的愛國主義精神。

　　“五四”運動之后，惠州有識青年抱著滿腔愛國熱情，四處找尋救國之道。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初期，東江地區尤其是惠州的知識青年深受“五四”運動影響，使惠州成為廣東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最早的地區之一。一批愛國者接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阮嘯仙、劉爾崧等東江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也是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骨干。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為東江地方黨組織的建立做好了思想和干部的準備。

　　惠州是廣東黨組織發展最迅速的地區

　　早在1922年10月，較早接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先進知識青年彭湃，在海陸豐從事農民運動并發展迅猛，牽頭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海豐特別支部，帶領團員深入勞苦大眾，宣傳革命理想，動員農民起來革命。

　　1923年元旦，彭湃組建了中國第一個縣級農會——海豐總農會，開展農民運動，并迅速把革命的星星之火引到惠東高潭及周邊地區。4月，在彭湃的指導下，惠陽第三區（高潭）農民協會成立，黃星南為會長，這是中國最早的農會之一。5月1日，彭湃發表了《海陸歸三縣農會“五一”宣言》（編者注：“歸”即歸善，惠陽舊名）。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海豐總農會改稱惠州農民聯合會。7月，又將惠州農民聯合會改為廣東省農民聯合會，會員達13.4萬人。由此可見，大革命時期的惠州，是廣東開展農民運動最早和開展工農運動最好的地區之一，也是黨組織發展最迅速的地區。

　　農會從揭露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入手，喚醒受壓迫的農民起來抵抗不合理的制度，維護自己的利益，很快贏得了農民的信賴。農民運動成了共產黨領導東江人民徹底改變命運的先導。

　　1925年席卷東江地區的東征，是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重要事件，極大地點燃了東江地區人民的革命激情。隨著國共兩黨第一次成功合作，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開始了。

　　東征期間，惠州農民運動有力配合了國民革命軍。1926年1月13日，廣東省農民協會成立惠州辦事處，朱祺任主任。朱祺是廣東清遠人，1920年初他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成為赴法國勤工儉學學生。1922年，朱祺在法國先后認識了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等革命同志。1923年，朱祺加入旅法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共黨員。

　　朱祺回國后，與周恩來一起參加東征，并深得周恩來的信任。周恩來把東征勝利后建設革命中心惠州的任務交給了朱祺。1926年7月，《中國農民》刊發了朱祺的《惠州辦事處會務報告》。報告顯示，辦事處下轄惠陽、紫金、博羅、河源、龍川等縣，19個區農民協會，307個鄉農會，農會會員25000多人，農民自衛軍4000多人。

　　貳 浴血東征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現了國共合作。為了推進國民革命運動，國共兩黨進行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東征和南征。1925年2月，廣東革命政府對盤踞在廣東東部的軍閥陳炯明進行第一次東征。第一次東征獲得全面勝利，回師廣州。6月，原已被打敗的陳炯明殘部，趁東征軍主力回師廣州，重新占領惠、潮、梅等地，企圖向廣州進攻。為徹底消滅軍閥勢力，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廣州國民政府決定第二次東征，惠州成為最關鍵的戰場。

　　共產黨員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墻還要堅硬

　　惠州府城，后枕飛鵝嶺，前臨西湖、東江，三面環水，城墻高聳堅實，形勢險要，易守難攻，擁有自宋代以來從未被攻陷的輝煌歷史。

　　第二次東征，由蔣介石任東征軍總指揮，周恩來為總政治部主任，羅加覺夫、切列潘諾夫等人為軍事顧問。全軍編為三個縱隊，總兵力3萬多人。1925年10月6日，東征軍各路縱隊先后出發，開赴惠州，9日抵達博羅。在博羅，東征軍總指揮部制定了攻打惠州的作戰方案，決定以黃埔軍官學校學生軍為骨干的第一縱隊為攻城軍，擔任作戰主力。

　　10月11日，東征軍進攻惠州城時，以北門為主攻方向。東征軍擊潰惠州城外之敵，奪取制高點，占領了險要陣地飛鵝嶺，以此作為攻城指揮陣地和炮兵陣地。蔣介石、周恩來等登臨飛鵝嶺視察和指揮戰斗。

　　13日上午9時30分，東征軍發起了總攻擊。守城敵軍約5000人，負隅頑抗，戰斗非常激烈。攻城部隊傷亡慘重，第四團團長劉堯宸和第二營副營長譚鹿鳴（共產黨員、黨代表）英勇犧牲。

　　14日午后2時，根據周恩來的部署，進攻惠州城的戰斗再次打響，周恩來親臨指揮。東征軍設在飛鵝嶺、泗洲塔等高地的火炮，分別轟向敵軍的重點目標。3時整，攻城部隊發起攻擊，他們趁炮火剛停的一瞬間，將竹梯迅速移至城墻攀梯登城。經過血腥搏殺，東征軍戰士終于將革命軍旗幟插上了惠州城頭。

　　如果說由共產黨員組成的敢死隊是攻城部隊的一把尖刀，那么刀尖就是連長陳賡。在炮火的掩護下，陳賡挾竹梯率敢死隊沖至城墻下，一面向城垣攀登，一面向城內投擲手榴彈。陳賡的左腳被敵軍打傷，仍舊沖殺，一鼓作氣擊潰敵軍防線。親身經歷這一戰役的蘇聯顧問感嘆道：“惠州要塞實際上是共產黨人拿下的，他們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墻還要堅硬。”

　　攻城戰斗歷時30小時，東征軍犧牲官兵241人，拱北橋附近戰地布滿了將士的忠骸。陳獨秀長子、時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的陳延年在收到東征軍捷報之后感動地說：“確實不愧為共產黨員領導的戰斗部隊！”

　　周恩來主政東江開創中國共產黨人主政地方政權先河

　　東征的勝利促進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統一和鞏固，也讓東江人民初步嘗到了革命勝利的喜悅。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率隊參與了兩次東征，東征勝利后，周恩來出任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主持惠、潮、梅各屬25縣2市的行政工作，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主持地方政權的共產黨人。

　　周恩來領導東江行署，以國民革命的綱領、政策為準則，首先對東江地區進行大刀闊斧的整治。東江歷史上曾是軍閥殘民以逞、吏治腐敗的地方，周恩來積極鏟除苛政，澄清吏治，除舊布新。首先宣布解散賄選議會；其次，針對官場上錢權交易、論價賣官的風氣，大張旗鼓地加以掃蕩，徹查了賣官鬻爵、貪污有據的饒平縣長陳無那、澄海縣長林賢瓚、普寧縣長方庭芝、惠來縣長陳公任、惠陽縣長羅偉疆等。

　　除了鐵腕整治東江吏治，周恩來還禁絕煙賭，為民除害，安頓地方。“按照周恩來的思想，革命者不僅僅以鏟除苛政為滿足，而應當從事‘積極的建設’。”廣東省委黨史辦原主任、《周恩來與廣東》主編曾慶榴介紹說，周恩來走馬上任東江各屬行政委員后，一方面致力于貫徹黨綱及政策，另一方面將如何扶助人民求得幸福作為己任，著手規劃開發和建設東江，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關注民生”。

　　兩次東征勝利和周恩來主政東江，讓革命的種子在東江人民心中生根發芽，加快了中共東江地方黨組織的建立和發展。1927年春，東江地區的黨員人數已達4000多人，占廣東全省黨員人數的一半，是大革命時期全國黨員人數最多的地區之一。

　　叁 土地革命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一批共產黨人和革命者被捕犧牲，共產黨人被迫轉入地下活動或逃亡港澳和海外，工農運動陷入低潮，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失敗了。為了民族的希望，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武裝奪取政權的艱難探索。

　　在全國率先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

　　1927年4月下旬，東江地區共產黨人根據廣東區委的指示，建立東江地區的統一領導機構——中共東江特別委員會（簡稱“東江特委”），帶領東江人民發動了1927年夏季的“討蔣”起義、秋收起義和1928年的年關暴動。在全國首先舉起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旗幟，探索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揭開了東江地區土地革命戰爭的序幕。

　　1927年5月以后，東江特委和各縣工農武裝轉移到惠東高潭中洞周圍，展開武裝割據的前期準備工作。同年8、9月間，東江革命委員會成立。不久，東江特委、東江革命委員會領導發動東江秋收起義并取得了勝利。

　　東江地區一系列“討蔣”武裝起義，參與工農群眾達3萬多人，在全國的“討蔣”武裝起義中具有爆發時間早、起義規模大、影響范圍廣的特點。在東江特委的領導下，東江接連舉行三次武裝暴動，以惠東百坵田村為代表的平山區農軍與白花、多祝各區農軍一道，在百坵田建立起義總指揮部，配合東江武裝暴動，英勇地舉行平山武裝起義。1928年4月，東江革命形勢轉入低潮，國民黨反動派大肆掃蕩革命村莊，百坵田村慘遭圍剿12次，全村村民被迫流亡。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8月3日，起義軍2萬余人南下廣東。然而，在敵人的重兵圍追堵截下，南昌起義軍在東江的軍事行動遭受嚴重挫折。起義軍余部1000多人在陸豐與東江特委取得聯系后，于10月12日經激石溪進入高潭中洞一帶。10月中旬，東江特委根據廣東省委的有關指示在中洞對南昌起義軍余部實行改編，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師（后稱紅二師）。同時設立紅軍醫院、紅軍被服廠、中共東江特委印刷廠、紅軍兵工廠、電話所等機構。高潭中洞成為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的后方基地，東江地區工農武裝斗爭的指揮中心、紅色心臟。

　　高潭區蘇維埃政府——中國第一批蘇維埃政權

　　1927年11月7日，高潭圩被裝扮得五彩繽紛，到處紅旗招展，貼滿革命標語。圩內的兩條主街道——新街和老街被布置成了彩花街。高潭圩的四大圩門都搭起牌樓，其間掛著由紅軍代表崔更生畫的馬克思和列寧畫像。

　　11日，高潭圩召開近萬人的工農兵代表大會，莊嚴宣告高潭區蘇維埃政府成立。最早參加高潭革命活動人士之一、后來成為高潭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的黃星南主持大會并宣讀了《高潭全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宣言》，宣告成立高潭區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公布了高潭區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的“沒收分配土地”等決議，公布了區蘇維埃政府《關于高潭圩老街和新街分別命名為馬克思街和列寧街的決定》。到會群眾齊聲喊出了“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

　　高潭區蘇維埃政府是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第一批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共產黨東江地方組織第一次創建工農革命政權的偉大嘗試，為中國革命史增添了輝煌的一頁。至1928年8月，東江地區共有黨員29500多人，約占廣東省黨員人數的一半，是當時全省及全國黨員人數較多的地區組織之一，受到中共中央和廣東省委的重視。

　　革命形勢急劇變化，東江地區的革命烽火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大恐慌和瘋狂反撲。從1928年3月開始，中國共產黨帶領東江人民抗擊國民黨反動派數萬軍隊的進犯，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反“圍剿”斗爭。高潭區先后有2868人被殺害，全家被殺的有412戶，中洞村原有群眾900多人，最后僅剩下300多人。

　　高潭在中國革命史上占有特殊的一頁和地位，“忠誠如鐵、敢為人先、不怕犧牲、一往無前”的高潭革命精神，成為惠州紅色文化的亮點和重要組成部分。

　　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喪失之后，中共廣東省委對東江地區的黨組織進行了重大調整。6月初，新組建的中共東江特委繼續領導人民堅持斗爭，擴建工農武裝，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創建東江革命根據地和紅十一軍，將東江地區土地革命戰爭推向新高潮。由于黨內先后出現“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東江革命根據地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后也遭到嚴重的挫折和失敗。東江地區的革命斗爭被迫轉入隱蔽斗爭。

　　肆 抗日救亡

　　1937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國共兩黨再次攜手，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了全民抗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東江英雄兒女用激情和生命捍衛了民族尊嚴。中共南方臨時工委、中共南方工委、中共廣東省委先后選派大批干部進入東江地區，聯系土地革命戰爭失敗后潛伏下來和隱匿外地的共產黨員和革命者，恢復和重建黨的組織，建立發展抗日武裝。1939年2月，重新建立了中共東江特別委員會。至1939年冬，東江地區黨員人數發展達2200多人，是當時廣東省黨員人數最多的地區。

　　東團——華南地區規模和影響最大的華僑回鄉服務團

　　東江黨組織發展隊伍的同時，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組織青年抗日同志會和青年抗日先鋒隊等抗日救亡團體，爭取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回國回鄉參加抗戰，組織建立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和香港青年回鄉服務團，以各種形式宣傳抗日，喚起民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1938年10月，入侵華南的日軍在惠陽大亞灣登陸后，淡水、惠州、廣州相繼淪陷。南洋惠屬僑胞獲悉后，紛紛表示要發揚東江人民的革命精神，立即行動起來，展開救國救民運動。12月中旬，南洋惠僑救鄉會、香港惠陽青年會、余閑樂社、海陸豐同鄉會等組織在香港成立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簡稱“東團”），其宗旨是動員東江群眾協助軍隊及人民武裝抗戰，拯救傷兵難民及輔導民眾組織各種救亡團體。

　　1939年1月中旬，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總團在惠陽淡水成立，葉鋒任團長，劉宣任副團長。東團在中國共產黨和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和大力支持下，隊伍發展很快。與此同時，南洋惠屬僑胞也掀起捐錢捐物，支援東江人民抗戰的高潮。僅在1939年初，海外華僑一次就寄給宋慶齡轉交曾生抗日游擊隊的捐款達港幣20萬元。1940年以前，曾生領導的惠寶人民抗日游擊隊的被服、軍鞋、藥品等，主要靠華僑和港澳同胞的捐贈。

　　惠屬僑胞不僅為東江抗日戰場傾囊相助，在戰爭中英勇犧牲的烈士也不少：兩才隊隊長黃志強、吉隆坡隊副隊長陳現、增龍隊副隊長鐘若潮等。他們為民族獨立、祖國解放，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他們是當仁不讓的華僑青年的楷模。

　　曾生在1988年12月13日舉行的東團成立50周年紀念大會上說：“在抗戰烽火中成立的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是廣東乃至華南地區規模和影響最大的一個華僑回鄉服務團，在全國來說影響也是比較大的。它對于祖國的抗戰，尤其是對于東江人民的抗日武裝斗爭，起了積極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秘密大營救——“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同日，日軍第38師團在海空軍的配合下，越過深圳河向駐香港新界的英軍發起進攻。四天后日軍占領九龍，12月25日英軍投降。

　　香港淪陷后，800多名國內文化工作者和進步人士受困其中，處境困難。為此，周恩來急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要負責人廖承志，要求設法營救困留香港的文化工作者和愛國民主人士，將他們安全撤到東江游擊區。廖承志接到周恩來指示，當即向中共東江特委書記林平轉達，計劃進行秘密大營救行動。

　　時間就是生命。接到這個堪稱“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東江縱隊前身）爭分奪秒，著手開辟九龍返內地的東、西兩條交通線，組織力量從九龍交通站秘密護送各界進步人士到東江游擊區，再轉往大后方。其中東線由九龍經西貢村、沙魚涌、淡水，進入惠陽游擊區。為確保途中安全，又在軍事交通線上分別設立了多處秘密交通站，派精干的交通員做向導，由便衣交通隊分批分段護送。

　　1942年2月，第一批從香港來的文化人士到達惠州。他們當中有茅盾夫婦、張友漁夫婦、胡風、許幸之、廖沫沙、周鋼鳴等。他們到惠州后先住在東湖旅店，后遷水東街中共地下黨開設的源吉行。

　　這場秘密營救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的壯舉，從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計起，到1942年11月22日鄒韜奮到達蘇北抗日根據地為止，歷時11個月，先后救出的民族精英及其家屬共800多人。他們全部從香港撤離回到祖國內地，其中沒有一人走失和被捕。在這場秘密大營救中，全國十多個省市的地下組織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數以千計的無名英雄，直接、間接地參與了這一偉大歷史事件，英勇機智地完成了中央交付的光榮任務。著名作家茅盾在《脫險雜記》一文中稱，這次營救組織“難以想象的仔細周密”，說這是“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這次營救任務之艱巨，規模之大，時間之短，營救人員之多，不能不說是世界軍事史上的一個奇跡，在全國和海外華僑中，以至在國際上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次大營救活動，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威望，發展了統一戰線，體現了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和愛護，從而加深了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信賴。

　　東江縱隊——“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

　　1943年8月，新華社報道了中共中央《國共兩黨抗戰成績比較》和《中國共產黨抗擊全部偽軍情況》兩個重要文件，第一次向全國、全世界宣布了在廣九鐵路地區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在抗擊日偽軍。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和形勢發展的需要，1943年12月2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改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政治委員尹林平、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作堯、政治部主任楊康華發表了《東江縱隊成立宣言》，莊嚴宣告：我們堅決擁護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愿與各盟邦及友人密切合作，共同完成打敗日本法西斯的偉大任務。

　　東江縱隊成立后，從南到北不斷襲擊平湖、天堂圍、林村、常平、新塘等車站的日偽軍，使這條交通大動脈始終不能正常通車。1944年8月，中共廣東省臨時委員會和軍政委員會為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精神，在惠陽葵涌土洋村（今屬深圳）東縱司令部召開聯席會議，史稱“土洋會議”。會議決定創立羅浮山以北、翁源以南，東江、北江之間的根據地。1945年6月，東江縱隊領導機關遷入羅浮山，執行黨中央建立五嶺戰略根據地的指示，使我軍在南方有一個堅強的戰略基地，使華北、華中和華南三大敵后抗日戰場南北呼應，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

　　據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在《東江縱隊配合盟軍反法西斯戰斗歷程》一文統計，東江縱隊七年來（含前身“惠寶人民抗日游擊隊”）對日偽軍作戰1400余次，斃、傷日偽軍6000余人，俘虜（投誠）日偽軍3500余人，繳獲炮25門、輕重機槍150挺、長短槍2726支、子彈10余萬發。東江縱隊在向日偽軍戰斗中，有2500多名指戰員英勇捐軀，烈士的鮮血染紅了祖國南部的廣大地區。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在1945年7月5日給“東縱”和“瓊縱”指戰員的一封信中，指出這兩支隊伍：“至今天已成為廣東人民解放的旗幟，使我黨在華南政治影響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為敵后三大戰場之一。”朱德在黨的七大作軍事報告《論解放區戰場》，將東江縱隊、瓊崖縱隊與八路軍、新四軍并稱“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

　　東江縱隊，這支抗日勁旅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頑強的抗戰意志，成就了一段不朽的佳話。

　　伍

　　惠州解放

　　抗日戰爭勝利后，飽受八年煎熬的中國人民希望從此過上和平的好日子，但國民黨當局卻與人民的愿望恰好相反，他們加緊策劃內戰，企圖消滅共產黨武裝力量。當時惠州民間流傳著“抗戰八年容易過，和平三年吊罌哥”的諺語，反映了惠州人民對國民黨的失望和憤恨之情。這時，以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大眾與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之間的矛盾，取代了日本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中國革命進入了解放戰爭的新的歷史時期。

　　東縱北撤——為了和平而北撤

　　東江縱隊在抗戰后期隊伍已發展到11000余人，在東江兩岸擁有廣大根據地和游擊區。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當局企圖將東江縱隊消滅，調大量軍隊向東江縱隊根據地和游擊區大舉進攻。

　　1945年10月國共兩黨在重慶簽訂《雙十協定》后，廣東的國民黨當局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向共產黨所屬各軍隊發動更加瘋狂的進攻，對外卻荒謬地宣稱廣東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部隊，只有“零星土匪”，以借“剿匪”為名掩蓋其發動內戰罪行。

　　1946年1月31日，新華社發表了華南人民抗日縱隊發言人的談話，公開駁斥廣東國民黨當局的謬論。在此同時，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軍事執行委員葉劍英向重慶和廣州方面交涉，鄭重地指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縱隊的存在，曾生就是這支部隊領袖，從而揭穿了國民黨反動派散布的廣東沒有中共部隊的謊言。

　　在軍調處第八執行小組來廣東之前，蔣介石已密令廣東當局宣示“長江以南不在停戰協定范圍之內”，并限令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于此一月底肅清東江縱隊”。內戰在東江、西江和北江全面展開，我軍全力反擊，把國民黨頑軍一一粉碎。

　　人民的強大壓力終于迫使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承認廣東中共武裝力量的存在，并簽訂東縱北撤的三條協議：（一）承認華南有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二）同意北撤2400人，不撤退的復員，發復員證。政府保證復員人員的性命安全，財產不受侵犯，就業居住自由；（三）撤退到隴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國負責。

　　1946年6月29日，東縱北撤部隊從葵涌開往沙魚涌海灘集結，并于下午在海灘舉行歡送大會。傍晚，北撤部隊共2583人分乘美軍1026號、585號、589號三艘大型登陸艦，于30日8時在一艘驅逐艦護航下前往山東煙臺。

　　這時海面上響起了嘹亮的《北撤進行曲》：“為了廣東的和平，我們要離別戰斗的家鄉。我們要踏上新的路程，飄過海洋到遙遠的北方……不管反動派瘋狂掙扎，我們要戰斗到勝利的明天！”

　　這是一曲歌唱東縱北撤勝利的凱歌，它將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粵贛湘邊縱隊——為新中國誕生建立不朽功勛

　　東縱北撤后，國民黨背信棄義，迫使留在本地的東縱復員戰士及其家屬填寫自首書，承認是土匪，否則就地捕殺。1946年8月，又在惠州分別設立“東江南岸指揮部”和“戡亂委員會”，進一步加強對東江人民的武裝鎮壓。對此，中共廣東區委尹林平分析形勢之后，于1946年11月作出了“恢復武裝斗爭”的決定。

　　1947年1月，東江南岸先后建立了惠東寶人民護鄉團、惠紫人民自衛大隊和海陸豐人民自衛隊。這幾支人民武裝共約3000人，主要由東縱北撤后復員戰士組成，他們重新拿起武器活躍在惠陽、惠東、紫金、海豐一帶，鼓舞了東江人民的斗志，使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斗爭更加風起云涌。至1947年冬，各地游擊隊快速發展壯大，并從分散、獨立作戰轉為互相支持、聯合作戰，使各游擊區連成一片。

　　1947年10月初，宋子文執掌廣東軍政大權后，制定了一系列消滅共產黨武裝力量計劃，但都以失敗告終。東江南岸，我軍江南支隊先后策劃組織了“沙魚涌伏擊戰”“山子下伏擊戰”“紅花嶺阻擊戰”等3次戰役，并三戰三捷，共殲敵1500人。東江北岸，粵贛邊支隊也先后粉碎了國民黨保1團、保5團和保13團的聯合進攻，并取得五戰五捷的戰果。

　　1949年1月1日，經中共中央批準，以廣東人民解放軍江南、江北、粵贛邊、北江4個支隊為基礎，在惠東安墩編成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尹林平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粵贛湘邊縱隊成立后，相繼發起猛烈的春、夏季攻勢，捷報頻傳，解放區不斷擴大。1949年9月，國民黨要員對香港《香島日報》發表談話，說：“要保衛廣州，必須確保粵東，尤需守住惠州”。但這一切為時已晚。1949年8月下旬，由葉劍英率領的南下解放軍進入江西，并于9月11日在贛州主持召開了進軍嶺南的軍事會議。根據贛州會議的部署，南下大軍于9月底在華南人民武裝緊密配合下，分左、中、右三路向廣東進軍。

　　從1949年10月上旬開始，兩廣縱隊（以東縱北撤部隊為主體）、粵贛湘邊縱隊從博羅、紫金、河源、海陸豐、惠東向惠州進迫，國民黨守城部隊紛紛棄城而逃。至此，國民黨盤踞東江的武裝部隊幾乎全部被消滅。

　　在三年的解放戰爭中，粵贛湘邊縱隊百折不撓，浴血奮戰，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進攻和大規模“清剿”，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戰斗的重大勝利，建立了400多萬人口、縱橫千里的解放區，解放了邊區的大片鄉村和許多城鎮。作戰部隊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由解放戰爭初期的400多人發展到3.8萬多人，為人民解放軍野戰部隊解放廣東鋪平了道路，為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惠州解放——東江第一大城重歸人民懷抱

　　在解放軍大軍壓境之時，國民黨駐惠州的軍隊和黨部慌忙撤出惠州。為了保護居民和商戶生命財產安全，防止土匪、散兵游勇進城搶劫，以林振雄、張友仁為首的地方紳士、商人等在縣城成立名為“惠州維持會”的民間組織，維持惠州府縣兩城的社會治安。為確保惠州城的安全和長治久安，必須盡快迎接解放軍入城。為此，惠州維持會與粵贛湘邊縱隊東江第一支隊取得聯系，希望解放軍部隊早日入城。

　　10月15日，由粵贛湘邊縱隊東江第一支隊司令藍造率領的新編獨立第3營進入惠州城。這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半個月后，惠州也宣告解放。解放軍主力部隊進入縣城時，水東街站滿了歡迎的群眾。入城部隊列著整齊的隊伍，吹起軍號唱著軍歌穿過水東街、跨過東新橋，經中山北路進入中山公園。這時惠州全城沸騰了起來，慶祝解放的游行隊伍所到之處，鑼鼓喧天，鞭炮齊鳴。

　　10月26日，《大公報》以《惠州解放前后 蔣黨臨走大肆搜劫 解放軍到秩序恢復》為題，報道了惠州解放日前后的社會狀況：“駐惠州的蔣黨殘余匪軍徐東來部于十月十四日下午五時逃出惠州城，向樟木頭亡命，解放軍的先頭部隊跟蹤追擊，于十五日下午二時零五分進入惠州城垣，這座被蔣匪先后蹂躪了二十多年的東江第一大城，從此重歸人民的懷抱。”解放后的惠州社會秩序迅速恢復，“民眾結隊協助政府修筑公路架設電線”，“市面繁榮，水路交通恢復，物價由穩定而趨向下跌。”

　　1949年12月，中國共產黨在惠州成立中共東江地方委員會。1949年8月成立的東江人民行政委員會也由老隆遷至惠州。1950年初，中共惠陽縣委、縣政府亦從淡水遷來惠州。

　　惠州在近代史上經歷了百年滄桑，翻開了新的一頁。

　　威震南疆的港口英雄民兵連

　　新中國成立初期，匪特活動猖獗。為安定社會秩序，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1950年4月4日，中共東江地委向全區發出“關于堅決鎮壓匪特”的指示。截至1951年8月，惠陽（含惠東）、龍門、博羅3縣土匪基本被肅清。然而，臺灣國民黨軍隊仍不時派出武裝特務竄擾沿海地區，惠東縣港口因為臨近港澳首當其沖，時常有特務前來破壞。

　　1962年10月7日拂曉，漁民杜馮來在小星山島南面的海面捕魚時，忽然發現遠處漂著一個黑色漂浮物。近看發現是一艘放了氣的半浮半沉的橡皮艇，印著“國軍”二字。杜馮來立刻意識到，可能是臺灣特務來了。他根據海潮、風向和橡皮艇、船槳的位置判斷，敵人可能爬上了附近的無人荒島——小星山島。杜馮來馬上調轉漁船駛回港口，向當時的港口公社、民兵連和當地公安機關報告。

　　下午2時左右，緊急集合的螺號響徹港口上空，分布在港口各個角落的民兵都放下手頭工作，向碼頭集合。在武裝部長、民兵連連長張苞的統一指揮下，20多人登上兩條機帆船，向小星山島駛去。

　　港口民兵連在小星山島遭遇偷偷登陸的臺灣美蔣武裝敵特后，與之浴血奮戰，將其迎頭痛擊，最終斃敵2人、傷1人、俘獲9人，繳獲武器21件、手榴彈3枚、子彈3000余發、電臺1部。民兵連連長張苞和民兵徐景松、馬德強在戰斗中英勇犧牲。1962年11月，省委、省政府、省軍區追記三人一等功、革命烈士，追授張苞為“民兵戰斗英雄”稱號。

　　小星山戰斗開創了建國以來首次以民兵為主對敵作戰取得全面勝利的典范。1964年8月1日，港口民兵連被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廣州軍區授予“英雄民兵連”光榮稱號。港口“英雄民兵連”的威名傳遍全國，成為國防教育的一個典型、一面旗幟。

　　梳理惠州紅色文化孕育、發展的歷史脈絡，挖掘紅色歷史人文事件遺址的閃光點，升華蘊含其中的紅色文化基因，對于充分發揮紅色文化資政育人、鼓舞精神、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把惠州豐富的紅色文化資源轉化為引領惠州爭創國內一流城市，勇立時代潮頭的強大精神動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總策劃：蔣勤國

　　總統籌：于 澤

　　協調：謝超平 潘高聳

　　采寫：嚴藝超 侯縣軍 劉建威

　　圖片：嚴藝超 侯縣軍 翻拍

　　（本文史料由市委黨史研究室、市嶺東文史研究所提供）

（來源：2019年09月23日《惠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