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疆洋界形勢全圖》中標識有盤沿、太平村，這都是古代鯨魚出沒之地。

　　1956年，澳頭捕鯨能手蘇帶利在惠陽縣農業展覽會上展示重達700多斤的鯨魚尾巴。

　　民國手抄本《炙賢鄉談錄》中的《大魚記》，這是關于惠州鯨魚的珍貴文獻。

　　在去年三月春暖花開的時候，一頭抹香母鯨在大亞灣海域迷航擱淺，惠深港三地聞訊而動，緊密合作，展開了一波政府牽頭、專家指導、社會各界積極參與的救援行動。雖然，最終未能挽回這頭懷有幼子的鯨魚的生命，但救援行動所體現的保護海洋的生態理念和尊重生命的人文精神，折射出社會文明的光輝，獲得廣大民眾的一致好評。而有關于鯨魚的話題，特別是鯨魚在大亞灣的歷史故事，也一度引起人們的關注:大亞灣曾有過鯨魚嗎？史籍中有無關于惠州鯨魚的記載？惠州沿海是如何認知和對待鯨魚的？本文通過稽鉤和疏理古籍的相關載述，嘗試對這些問題作初步的探究。

　　古人所以稱鯨魚為鯨，是因為它體形龐大，有的地方稱其“大魚”

　　鯨魚在古代亦稱 “京魚”。《漢書·揚雄傳》有言：“乘鉅鱗，騎京魚。”對此，唐人顏師古有一個注釋：“京，大也。或讀為鯨。鯨，大魚也。”晉人左思《吳都賦》亦說：“鯨從京，京大也。”可見，古人所以稱鯨魚為鯨，是因為它體形龐大，是海洋生物中無與倫比的巨無霸。有的地方則干脆就叫“大魚”，舊時惠東縣黃埠一帶的沿海居民就是叫鯨魚為“大魚”的。

　　在民國抄本《炙賢鄉談錄》中，載有一篇文章，叫《大魚記》。文章的開頭形容鯨魚之巨大說：“盤沿港有大魚焉，其名曰鰍，大者重三萬斤……似舟，狀如織梭，巨口細目，無鱗甲，每張口吸納，則千百余鱗從咽喉入，圉圉游腹中。俄而噴沫，腹中鱗群從咽喉出，洋洋歸海，無恙也。”文中所說的有鯨魚經常出沒的盤沿港，就在黃埠鹽洲附近。《炙賢鄉談錄》介紹黃埠物產時也說：“物產首推魚鹽。其特異于他鄉者，大則有海鰍，大如舟，重萬斤。細則有蚶苗，細如毫末，每一千粒不及一錢之重。”又說：“海鰍魚，大者重三萬余斤。”這海鰍魚，其實就是鯨魚。由此可知，惠州大亞灣海域，自古以來多有鯨魚出沒。

　　至遲在晚明，“惠州鯨”便已見載典籍而廣為人知

　　鯨魚因迷航擱淺沙灘而死亡的事情，古籍中常有記述。例如東漢楊孚的《異物志》就說：“鯨鯢或死于沙上，得之者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為月明珠。”楊孚是南海郡番禺人，他所說“鯨鯢或死于沙上”，應該是發生在南海一帶。鯨魚擱淺而死，古人或謂之“陸死”。晉人木華的《海賦》說橫海之鯨“陸死鹽田， 顱骨成岳”，就是這個意思。魏曹操《四時食制》說的則是東

　　海的情況：“東海有魚如山，長五六丈，謂之鯨鯢。次有如屋者，時死岸上，膏流九頃”，“時死岸上”，足見鯨魚的“陸死”，在當時是時有發生的。宋代的記述更為詳盡：“宋淳熙五年（1177）八月，有大魚出于海寧縣鐵場港，乘潮而上，形長十余丈，皮黑如牛，揚�艄聂Q，噴水至半空，皆成煙霧，人疑其龍也。潮退，攔泥中不能動，但眼晴嗒嗒然視人，兩日而死。有識者呼為海鰍。”（見清周魯《類書纂要》）

　　明萬歷年間，陸應陽的《廣輿記》又有“惠州府鯨頭骨如數百斛，一孔大如甕”的記述，這可以說是對“顱骨成岳”的具體描述了。這個“鯨頭骨”，究竟是“陸死”的產物，還是捕殺的結果，未可詳考，但它見之于惠州海域，則是確鑿無疑。隨后，清康熙年間張自烈的《正字通》，在有關鯨魚的釋文中，又特別引用了這則資料作為例證。總之，至遲在晚明，“惠州鯨魚”便已見載典籍而廣為人知了。

　　及至近現代， 大亞灣海域仍常見鯨魚的蹤跡。1937年7月，《香港工商日報》有一篇報道稱：惠陽縣第十二區稔山石壩頭附近海面，邇來每屆日光熹微之際，常有鯨魚出沒海面，是以大小漁船咸具戒心。本月十七日早，有生利號漁船五艘，正駛出海面捕魚，突見南面波濤大作，繼而排山般涌至，浪花高射，知鯨魚已至，咸驚慌失措，急轉舵乘風向西南便駛避。詎有三船落后，一時逃避不及，竟為巨浪卷覆，當堂沉沒。船中男婦共十余口均遭溺斃。至前行三船，幸獲避免，駛至范和崗腳泊岸時，尚遙見鯨魚翅首浮出海面，張口噴浪，狀至可怖云。

　　“石壩頭”即今惠東稔山壩仔一帶。報道中的一些描述，是否有夸飾的成分以博取讀者眼球，無從考證，但鯨魚經常游弋于惠東稔山海域，掀風作浪，襲擊漁民，覆舟奪命，應是實有其事。

　　很長一段時期內，捕鯨殺鯨成為沿海漁民重要營生

　　正如上述報道， 對于經常前來肆虐為禍的鯨魚，惠東沿海“大小漁船咸具戒心”，漁民們對這些不速之客所持的態度并不友好，甚至是仇恨敵視的。同時，鯨魚對漁民來說，又有著頗高的經濟價值。據《大魚記》記述，清道光初年，“一魚可賣銅錢四百千”，而其時一千文銅錢大約能兌換一兩白銀；1957年，澳頭漁民在大亞灣捕獲一頭重達兩萬斤的鯨魚，被水產公司以1200元收購。（見1957年3月11日香港《大公報》）這樣的收益，以當時的經濟條件和生活水平來衡量，應該是頗為可觀了。所以，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捕鯨殺鯨，也就不可避免要成為沿海漁民的重要營生了。

　　生于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在他的《廣東新語》中，就曾記錄了粵東海上疍民捕鯨的情形：海鰌常背負子。疍人輒以長繩系槍飛刺之，俟海鰌死，拽出沙潭，取其脂，貨至萬錢。稍后的《大魚記》亦有相似記述：“魚來，必母子俱……先取其子，母哀鳴不忍去，無不獲。”去年三月，在大亞灣擱淺的那頭抹香母鯨也有幼鯨胎死腹中， 這就不禁令人聯想：這頭母鯨是否也是因為前來產子而迷航？從《大魚記》的記述來看：至遲在清代中期，惠東黃埠的漁民就已經開始了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捕鯨活動。盤沿港附近的漁民們每歲能捕捉鯨魚六七條，多或至十條，“自道光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共得八十余條。”特別值得一說的是，該記還頗為詳盡地描述了黃埠太平村漁民捕捉鯨魚的過程：每歲立春時節，太平嶺村人設法捕之，一魚可賣銅錢四百千。捕者須二百人，造大小二十四舟，結大網六幅。魚來十里外，必噴沫天半。捕者望見沫起，駕二十四舟，分左右列，張網圍之，順風遮擁而入。比稍近，一長手者乘小舟，手持鐵槍，錐重三十斤，放膽直前擊刺之……大魚中錐，哀鳴，觸網即噬，網纏其身翅無所得舒，憤郁至斃。捕者乘潮進，以廿余舟挽入海澳，潮退解網殺魚。

　　捕鯨漁民所在的“太平嶺村”，即今黃埠太平村，就在盤沿港附近。全村組織200名漁民，動用大小漁船24艘，以最原始的工具和方法來圍捕一頭巨鯨， 這場面是何等壯觀！而捕鯨者的團結協作和剽悍勇猛，側映了古代惠東民風的質樸厚重，令人印象深刻。此外，該文對漁民們殺鯨的后續處理，亦作了詳細介紹：……剝其皮，可千余斤，肥潤適口。再刳魚肉，煅百鼎灶于旁煮為油，可八千斤。以油點燈，蛇蝎蚊蚋之屬俱不敢近，故俗以為辟邪。第三層為赤肉，亦七八千斤。赤肉與牛肉無異而鮮香過之，人日食三四斤未饜足也。

　　文章又說：鯨魚肉壯脾胃，其筋可治痿腳疾等癥。腹肉五臟皆千斤。脊骨如竹節大，煅為灰，可糞田，總之，渾身是寶，毫不浪費。

　　大亞灣漁民的捕鯨活動，大約延續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惠陽澳頭還專門組織了一支捕鯨隊進行作業。香港《大公報》于1956年2月7日有報道說，1956年1月28日，在捕鯨能手蘇帶利的率領下，澳頭捕鯨隊在大亞灣捕獲一條重達5萬多斤的鯨魚，光是尾巴就重達700多斤，實屬罕見，故特別在當時的惠陽縣農業展覽會上展出。

　　1957年3月11日，香港《大公報》又刊載一則消息，報道了新華社記者專門到澳頭，跟隨漁民親歷捕鯨現場，事后感嘆道：“我們早就聽說過，澳頭港的漁民用差不多是原始的方法捕獲鯨魚的奇跡。”記者親自見證的這頭鯨魚，有三丈多長，重兩萬斤，后被水產公司用1200元收購。

　　該消息同時稱：“惠州自1954年到1962年之間，就捕獲過近百頭鯨魚，最大的一頭重達9萬斤。”筆者還記得，當時在惠城市場里，常有鯨魚肉擺賣，肉肥厚，呈赤色，質頗粗，味稍腥，但價格比豬肉便宜，在中下層居民當中有一定的市場，坊間每稱之為“海牛肉”。大約在六十年代后期，這種“海牛肉”就在惠州市面銷聲匿跡了。

　　保護鯨魚是人類文明的進步，中國于1980年在國際捕鯨公約上簽字

　　“海牛肉”在惠州市面日漸消失，透露出大亞灣捕鯨業的式微和終止，這應與整個世界大環境的變化有關。由于對鯨魚大量無節制地捕殺 （資料顯示：單是1961年至1962年，世界捕鯨量就高達6.6萬頭），致使這一海洋最為重要的“居民”迅速減少，個別種類更是瀕臨滅絕。國際社會逐步認識到，保護瀕臨滅絕的鯨類資源，維持海洋生態的平衡穩定，就是保護自己，關乎全球人類及其子孫后代的利益。1946年，在華盛頓召開會議，有關國家政府簽署了國際捕鯨公約。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決議，呼吁禁止10年內的商業捕鯨。1983年，國際捕鯨委員會進一步規定：全面禁止商業捕鯨。

　　中國于1980年在國際捕鯨公約上簽字，至1981年便完全停止捕鯨，而惠州大亞灣停止捕鯨的時間則更早。去年春造訪大亞灣的那頭抹香鯨，算是幾十年未見的稀客了。惠州人對其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和真誠，讓人在感動之余不禁由衷感嘆：未及百年，人類對鯨魚由敵視殺戮而轉為愛護救援，如此巨大的變化，固然是鯨魚之幸，但又何嘗不是人類自身之幸！（圖片由嚴藝超翻拍）

（吳定球）

（來源：2018年08月19日《惠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