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慣性：朱元璋“禁海”與近代“千年大變局”

　　歷史是延續的，并且有一定慣性。舊例沿襲總易于改革創新，后繼者在施政時自覺不自覺地繼承著前人的做法，以換取低成本的安定。所以一個政策與制度一旦施行，往往波及很廣，最終會發展到哪一步，不是啟動者所能想象的，更不是他們能夠控制的。

　　朱元璋開創的大明帝國擊敗蒙古鐵騎后，為安定局面，啟動了一系列新制度新舉措。一方面，為防范逃往大漠深處的蒙元勢力，在北方設置了“九邊”軍鎮。后來發動靖難之役奪位成了永樂皇帝的燕王朱棣，就是鎮守北方邊鎮的王子。

　　同時，元末明初東南海疆走私猖獗，且海盜與倭寇勾結，沿海官民都不得安寧。為穩定海疆，朱元璋派兵鎮壓賊寇，并下令濱海居民不得出海，開啟了最初的“海禁”政策。

　　為此他還在東南沿海修筑幾十個防御工事，如海防衛城（所城）、煙墩、炮臺等，有的衛所駐扎1000士兵，就叫千戶所；有的駐扎100士兵，就叫百戶所。惠東的平海古城、深圳的大鵬所城等，都是留存至今的明清海防衛城。

　　至少在當時，海禁政策為安定初建的明王朝政權是有利的。至于后來這個政策被繼任者、甚至取而代之的清王朝所沿襲，這不是朱元璋所能控制的；且由此帶來的利與弊，他也是無奈的。

　　明王朝施行海禁政策，其目的就是為對抗倭寇等海外勢力，安定東南海疆。至于是否影響了商業與民間海上貿易，這不是朱元璋和他的繼任者們關心的。畢竟中國歷來重農抑商，土地和人口才是稅收之源和王朝穩定的基石。

　　并且，明王朝的海禁并不是關閉對外通商與聯絡的大門，它只是關閉了民間貿易途徑，官方的中西商貿文化交流渠道一直都在。最著名的鄭和下西洋，正是明代中西海上貿易的壯舉，明王朝的國威直達西方，西方文明也順利傳到東方。

　　滿清入關建立的清王朝，繼續沿襲了明王朝的海禁政策。但其目的性與此前有所不同。滿清實施海禁，主要針對的是危及政權安危的南明勢力，尤其是鄭成功的海上力量。即便是在康熙統一臺灣后，海禁政策應對的仍是“反清復明”的沿海勢力。

　　清王朝的海禁與明王朝不同，民間和官方的中西往來被“一刀切”斬斷，只在一定的時期，保留了有限的對外窗口（如乾隆時期關閉了江、浙、閩等通海貿易，只保留粵海關一口通商）。

　　清王朝的海禁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遠大于明王朝，不僅影響了商貿發展，也影響了中西文化交流，使得中國成了閉關鎖國的東方孤島。尤其是在西方完成地理大發現、第一次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運動后，綜合實力獲得迅猛發展，而中國則愚昧落后、停滯不前，還因閉目塞聽而虛驕自大，獨自做著天朝上國的迷夢，成了“東方睡獅”。

　　1840年之后，發展壯大的西方列強武裝前來，用堅船利炮野蠻地轟開了古老帝國的大門，中國有識之士猛然驚醒，驚呼中華民族已陷入“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千年未有之強敵”。隨著一敗再敗的戰爭，一個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接踵而來，中國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不過，鐵板也會有裂隙；有裂隙就會有光照進來。在明清王朝的海禁慣例中，還有如“隆慶開關”“康熙開海”等開放期，這帶來了海上貿易的繁榮發展。尤其是東南沿海的一些商業重鎮，在那些時期曾經繁盛一時。

　　封閉，有時是因為眼前的危機，需要暫避求穩；有時則是龜縮一隅、茍延殘喘。前者是策略性的，一時而已，穩固后求發展；后者則是無奈的、故步自封的，是不自信的逃避心態作祟。然而總的來說，封閉就意味著保守，問題不會在封閉中自動化解，相反會陳陳相因，越來越難解決，最終造成全局性的危機，甚至是解體、崩盤。

　　明清時期的海禁政策，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近代中國發展停滯、愚昧落后，這是“千年大變局”留給我們的沉重的歷史教訓。走出近代的屈辱，如今的華夏子孫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更深刻地認識到封閉保守的危害，要國富民強，就要開放、要發展，要面向大海、融入世界，這樣才能真正強大起來，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羊城晚報記者 夏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