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大儒楊守敬所著的《鄰蘇老人題跋》一書中，有他專門為《鄧鴻臚奏稿》一書所題的跋。文中說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當時都市小兒，有“勿聲張，聲張鄧鐵知之不敢當”之謠。

　　這個“鄧鴻臚”和“鄧鐵”指的就是我市惟一一位被《清史稿》列傳的歷史名人鄧承修。鄧承修，字鐵香，號伯訥，今惠陽區淡水人，官至鴻臚寺卿。1885年，鄧承修奉命會勘中越分界事宜，他在朝廷的重重壓力下承擔了勘界工作，寸土不讓，作出最大限度的努力。盡管談判結果無法改變《中法新約》的簽訂，但是鄧承修“即斷我頭亦不能從”的民族氣節告訴我們，他不辱使命。

　　其實，終清一代，與國家、民族的命運密切相連，站在了時代風口浪尖上的惠州人，僅得鄧承修一人而已。他那惠州人典型的硬頸性格，充分體現了惠州士子在晚清大變局中“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思想品質。

　　為了弘揚鄧承修的“鐵漢”精神，惠陽區在2015年就開始啟動鄧承修故居——壺園的修繕工程，2017年工程完工后，又啟動了名人主題文化館的陳列布展工作。據了解，鄧承修名人主題文化館將在年底正式對外免費開放。

由鄧承修牽頭畫押的《粵（桂）越東路初次定界圖》，繪于光緒十二年三月初十日。

攝于當時的《越南定界圖》，鄧承修（左六）與法國的勘界使臣合影。

鄧承修遺像。

　　折節讀書走雜途，無名部吏入“清流”

　　鄧承修出生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按照傳統的斷代概念，他可以說是與近代史同呼吸、共命運了。淡水鄧氏在當時是地方數一數二的大族。據《淡水鄧氏族譜》記載，淡水鄧氏始祖鄧奕貴于清康熙年間由嘉應州（今梅州）遷入歸善，以東江鹽務起家，晚年時已積累巨富。這份家底傳到鄧承修的父親鄧玉樵時依然豐厚，這成了鄧承修進入仕途的先決條件。

　　很多人不知道，少年時的鄧承修并不喜歡讀書，雖然氣宇軒昂，但“特習武事”。直到15歲時才去掉武人的習氣，折節讀書。5年后，也就是咸豐十一年（1861），鄧承修不負眾望考上了舉人。兩年后，即同治二年（1863），年僅22歲的鄧承修并沒有參加會試考進士，而是匆匆花錢買了一個郎中（正五品的京官）來做，簽分刑部，成為龐大官僚體系里的一名小部吏。在清朝，靠捐納出身者謂之雜途，為正途官員所不屑。但是鄧承修此舉不僅省去了漫長的登甲之路，更是趕上了光緒初年風起云涌的“清流”建言活動。而鄧承修自身的貞肅品質，又使他躋身“清流”的行列，繼而晉升為晚清名臣，歷史從此留下了鄧承修的名字。

　　來到北京之后，鄧承修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無所作為。據各種傳記顯示，鄧承修在同治八年（1869）補刑部四川司郎中，同治十二年（1873）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光緒元年（1875）平調江南道監察御史，光緒五年（1879）又平調云南道監察御史。光緒七年（1881），本來有機會外任知府的鄧承修，結果又回到了御史的位置上。這時的鄧承修，已經在官場上跌摸滾打了整整18年，但是始終沒有升遷的機會。

　　盡管如此，鄧承修還是牢牢抓住了成為御史言官的這個機會。嫉惡如仇的性格讓他把御史言官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從鄧承修遺著《語冰閣奏議》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出，鄧承修的奏折，除去其中的一封謝恩折和一封請假折外，其余的都是鋒芒畢露的彈劾奏章。比如他上任御史之后的次年，就上疏三封，分別嚴責了廣東科場賭風、畿輔水旱成災、官員子弟瞞考等現象。其中《請斥革賤役捐考以清流品疏》就是彈劾了前任兩廣總督的門丁黃天錫，揭露了他讓兒子通過瞞考取得優異成績的劣行，讓“士林嘩然”。

　　時間越往后，鄧承修的奏章越犀利。僅光緒五年一年，鄧承修首先指向震驚朝野的東鄉巨案，所論涉及到禮部尚書恩承、都察院左都御史童華和四川總督丁寶楨。其次彈廣東學政吳寶恕，再劾使俄特使崇厚。鄧承修奏章矛頭所指，就是中央的軍機大臣和地方的封疆大吏。

　　舉一個例子，清代史學家宋玉卿曾在《戊壬錄》記載：“侍郎長敘、布政使葆亨以國忌日嫁娶，承修素服往賀，座客疑且詫。俄而彈章上，兩親家罷官矣。”鄧承修此舉使得貪庸大僚們無不為之震竦。

　　楊守敬在《鄧鴻臚奏稿跋》里記述了這么一個細節：在北京時，鄧承修與戶部主事潘存為莫逆之交，潘存是海南文昌人，有碩學而志不逮。鄧承修每有奏稿，經常請潘存代為“筆削”。潘存每每拿到鄧之奏稿，總是“趑趄不敢決，謂一上恐遭譴責”，但鄧承修不愧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鐵漢，總是“瞠目直視，奪稿而去，翼日則旨下矣”。楊守敬稱其為“勇決不顧禍害如此”。

　　據統計，被鄧承修彈劾過的大臣有云貴總督張凱嵩、浙江巡撫譚鐘麟、戶部右侍郎長敘、山西布政使葆亨、湖廣總督李瀚章、大學士及軍機大臣寶鋆、戶部侍郎王文韶、大學士左宗棠，因引人注目的云南報銷案而劾工部尚書兼總理衙門大臣和禮部左侍郎兼總理衙門大臣王文韶，左都御史崇勛、山西布政使方大湜、總理大臣行走周家楣等，即使是權傾一時的李鴻章，也因在中法戰爭中棄戰求和而被他參上一本。

　　光緒十年（1884），中法締訂和議草約，鄧承修認為“李鴻章定和之疏，嫉劉永福敢戰”，且和約喪權辱國，遂對李鴻章飛章嚴劾，詞意極厲，“言之憤絕”。在此之前，粵人御史劉云生已經對此參了李鴻章一本，卻因此罷官。鄧承修的奏疏交上之后，慈禧交給了李鴻章看。李鴻章對過去臺諫所劾，早已習以為常，視為無足輕重，但是看完鄧的奏疏后，卻咨嗟嘆息，認為這是公仲直言，不是一般末學新進之妄議，也不是一些敢于直諫的元老可以比擬的。鄧承修敢于向李鴻章開火，而且又沒有遭到降黜，一下子就譽滿朝野，成為引人注目的新星。他的正直和不畏權貴，為他贏來了“鐵漢”的稱號，從此進入了“清流”名士的行列。

　　這時候的鄧承修，已經是廣東人的驕傲。“聞先生風烈久矣”的康有為特地給鄧寫了一封信，表達自己的仰慕之情：“每問訊士友，以古人之清直孤介、正色立朝者，今得先生，甚慕仰。”

　　中法危機獲晉升，赴桂勘界受威脅

　　光緒八年（1882），鄧承修迎來了人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折。他從御史的位置上榮遷給事中。盡管給事中還是正五品的言官，但比較御史已經高出一級。這意味著，在建言獲得成功的鄧承修，已經進入到通往六部大臣的寬敞大道，前途無量。

　　就在這個時候，好友楊守敬在他的書里記載了當時社會輿論對鄧承修的評價：“及補給事中，于是參權貴無虛日，有鄧鐵面御史之目。”于是，我們所熟知的“鐵面御史”就這樣出現在史料記載之中。

　　光緒十年（1884），中法危機逐漸加深，力挺主戰的“清流”名士們紛紛將矛頭指向主張言和的洋務大臣們。這些尖銳的言論無疑觸及了李鴻章的敏感之處，而慈禧的外交利益也遭到了質疑。這就注定了“清流”運動失敗的結局。果然，凡是在中法戰爭前后彈劾李鴻章的詞臣和言官都沒有得到好下場。

　　和其他“清流”名士相比，鄧承修則顯得成熟老辣得多。或許與他宦游時的經歷有關，他早已意識到洋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時代新話題，一味仇視等同于不識時務。因此，在對待中法危機的問題上，鄧承修選擇了“緩和”，走了一個中庸之道。

　　事實證明，在國家危機面前，中庸之道更容易成為兩難抉擇時的首選。鄧承修能夠跳出“清流”的圈子，讓慈禧對他青眼有加。果然，鄧承修在當年便連續官升三級，先是授內閣侍讀學士（從四品），接著又授鴻臚寺卿（正四品），緊接著又兼任總理大臣，能夠與京城的巨卿平起平坐了。

　　光緒十一年（1885），讓鄧承修大展拳腳的機會到了。中法戰爭之后，誰能勝任復雜而艱險的洋務交涉？有歷史學者認為，在“清流”運動告終后，此時的慈禧已經很難找到可以代表國家意志的洋務高手。因為慈禧的難處是，要用洋務能臣，又嫌其過于軟弱，一味退讓；要用“清流”人物去力爭利益，又嫌其只知爭執，壞了邦交。因此，有“鐵漢”之稱，而在洋務問題上又傾向于中庸的鄧承修進入慈禧的法眼，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臨行前他對慈禧表達了他的意見，“不令他人到占我尺寸而已”，“洋人做事精密，我必吃虧，不可不防”。鄧承修“寸土必爭”的態度讓慈禧多少有點欣慰，事后她這么評價鄧承修：“向來辦事尚認真，才具亦好。”

　　就這樣，“以強項名”的鄧承修風塵仆仆趕赴廣西，單騎出關，處理中法戰爭之后的勘界事宜。

　　應該說鄧承修是滿腔熱血地來到廣西的。光緒十一年底，他面對法方的領土要求時寸土不讓，聲言“即斷我頭，亦不能從”，不惜以生命捍衛國家的主權和尊嚴。

　　然而，這腔熱血很快就冷卻下來。原來，法國的勘界使臣實在拿鄧承修沒辦法，便通過法國駐華公使向李鴻章施壓，而在對外媾和的問題上，慈禧往往又是李鴻章的提線傀儡。李鴻章說，法人達不到勘界目的，勢必再挑戰爭。于是，慈禧忙不迭地給鄧承修下了一道要求“按約速了”的玉旨：“惟須相機進退，但屬越界之地，其多寡遠近，不必過于爭執。”

　　看到慈禧出爾反爾，鄧承修的心涼了半截，馬上上疏抗爭，結果自然不被受理。光緒十二年（1886）春，鄧承修奏稱患病，請暫停議，待秋后再勘。慈禧朝廷對鄧承修的態度大為不滿，便嚴旨詰責，在鄧承修的奏疏中這么批復：“飾詞規避，始終執拗，殊屬大負委任。鄧承修、李秉衡著交部嚴加議處，仍遵前旨迅即履勘。儻再玩延，致誤大局，耆英治罪成案具在，試問該大臣等能當此重咎乎？”所謂“耆英治罪成案具在”，是指咸豐八年（1858）耆英受命至天津與英、法使會談，受到侮辱后未獲旨即回京而被咸豐皇帝賜死一事，這暗示著如果鄧承修繼續抗命的話，將會面臨極其嚴重的后果。

　　面對慈禧以死罪相威脅，鄧承修徹底心寒了。除此之外，朝廷對鄧承修的告病稱之為“負氣規卸”。其實，此時的鄧承修確實受瘴氣所侵，健康一落千丈。事情至此，身心俱疲的鄧承修除了放棄自己的政見和人格，還能有什么出路呢？有歷史學者稱，此時的鄧承修很清楚，即便自己以死抗爭，還是沒有用。他選擇了明哲保身，并不等于他的氣節已打折扣。

　　中法勘界的經歷雖然讓鄧承修齒寒，但是他“鐵漢”的性格并沒有因此而消失。在光緒十三年（1887）正月勘查江平、白龍尾段時，再次提出自己的見解，結果又遭到慈禧“勿再鶩此虛言”的警告。這次，官場這塊名利場對鄧承修來說，已經無異于一杯毒酒，摧殘著他的生命。

　　光緒十四年（1888），經過屢屢疏歸的懇請，鄧承修終于獲準開缺，告病返鄉。當他與好友李慈銘告別時，本來見慣這種場面的李慈銘仍然感慨萬千。后來李慈銘為鄧承修撰寫的傳記這么寫道：“朝士得如鐵香之歸者，有幾人哉？知難知止，潔身而退，年甫強仕，歸奉老親，朝廷眷留，天下想望風采。”

　　返鄉講學育英才，來試人間清醒泉

　　鄧承修返鄉時，淡水這個邊陲小鎮轟動了。老少婦孺都涌到了淡水河最大的碼頭去等待這位大名鼎鼎的“鐵面御史”。但是，百姓們空等一場。鄧承修已經早早在一個小碼頭下船，悄悄回家了。

　　這個細節恰恰說明了鄧承修此時此刻的無奈和傷感。他深知“位卑未敢忘憂國”的道理，但是他的遭遇竟讓他產生了無顏以對江東父老的顧慮。其實，他在家鄉人的心目中，始終是鐵骨錚錚的民族英雄。

　　鄧承修生命中的最后三年都是在惠州度過的。他把報國無門的熱血，統統澆筑在振興當地教育事業上。他應當地知府之請主講豐湖書院，教書養母，以賣字幫補家用。次年（1889）五月又在家鄉淡水創辦崇雅書院，親任山長，以“端學術，正人心”為學規，為鄉梓育教人才。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歐榘甲、鄭士良、鄧仲元等人，都是師出崇雅。

　　“休論坡老升沉事，來試人間清醒泉”，這是當時他與梁鼎芬議建豐湖清醒泉亭所預擬的聯語，字里行間正見其心中對于國事朝政，確有著難以釋懷的憂郁。

　　值得注意的是，鄧承修與康有為思想契合，相交甚厚。光緒十七年（1901），他得知康有為在廣州創辦萬木草堂傳播維新思想，特意遣送自己的兒子鄧元翊、鄧仲果和高足歐榘甲前往就讀。

　　同年十二月，鄧承修病卒于家，年僅50歲。鄧承修的英年早逝讓當時的名士嗟嘆不已。張之洞雖然早期因為中法勘界問題與鄧承修勢同水火，但收悉噩耗后仍感慨地說：“昨痛鄧鴻臚之逝，可憐嶺南賢士。”康有為則挽以一聯：“中年喪我海剛峰，天胡此醉；一老不遺楊復所，人又何尤。”海剛峰即海瑞，海南人，明代有名的清官，剛直不阿。楊復所即楊起元，惠州人，明代有名的理學家，一代文宗。康有為用這兩位先賢來比喻鄧承修，充滿了崇敬之意。

　　鄧承修卒后數年，清末著名詩人黃遵憲有感于時局的黯淡，思念前賢，作《歲暮懷人詩》三十六首，其中一首是為鄧承修所寫：“既死奸諛膽尚驚，四夷拱手畏公名。一篇薦士通天表，獨爾憐才到鯫生。”直聲震天下的鄧承修躍然紙上。

　　百年之后，鄧承修墓如今仍默默地駐守在淡水新橋村板子坪養公坑這個小山頭上，鮮有人知。鄧氏后人告訴記者，鄧承修墓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被盜，但盜墓賊并不知道，鄧承修早已將畢生俸祿，都奉獻給了他親手創辦的崇雅書院和惠州西湖的建設，以致于下葬時連戒指都沒有一枚。

　　文：惠州日報記者王昆發 嚴藝超 圖：惠州日報記者嚴藝超 翻拍

（來源：2019年08月30日《惠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