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江時報記者嚴藝超

　　辛亥年，“三·二九”廣州起義在兩廣總督張鳴岐和水師提督李準的鎮壓下宣告失敗，革命黨人損失慘重。盡管如此，革命的火苗并沒有被掐滅，反而成了越燒越旺的地下之火，隨時會噴發而出，正如孫中山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中所說:“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云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此時，成立于香港的支那暗殺團原本計劃北上刺殺清攝政王載灃，但張鳴岐和李準在廣州鎮壓革命黨人的殘酷，讓暗殺團打消北上的計劃，“決議先執行張、李死刑”。當時的刺客和現在電影里神通廣大的特工不同，他們沒有讓人驚嘆的功夫和讓人炫目的裝備，只有一顆決死之心。

　　清帝退位后，支那暗殺團解散，在近兩年的時間里，共有4名刺客在執行任務中犧牲，因同葬于廣州紅花崗而被譽為“紅花崗四烈士”。其中一個就是執行暗殺李準的林冠慈，他于1911年8月13日在雙門底炸傷李準。林冠慈把炸彈扔向李準的時候已沒想過生還，死狀毫無痛苦。

林冠慈遺像。

　　痛恨暴吏志在暗殺

　　林冠慈，原名林冠戎，惠城區梅湖人，生于清光緒十年（1884)，“家世業農，性純樸沉摯”。他少年時在家鄉務農，親眼所見清吏之殘暴狀時，總是恨之切齒，嘗輟耕嘆曰：“嗟夫，官之虐吾民久矣，不取其尤暴者手刃一二，非丈夫也！”為此，他“私購一利刃，伺其再至”，欲除之而后快。

　　要手刃暴吏，林冠慈并非說說而已。年紀稍長后，實行暗殺之心益決，空有大志，卻手中無一利器促成其愿，欲購手槍，又苦無資。有一次他偶然得到一把舊手槍，喜而試之，卻發現瞄準器損壞而無法命中，“懊喪無已”。當他聽說俄國虛無黨（即無政府組織）擅長用炸彈暗殺，心生羨慕，便四處求人學習炸彈制法。他以為西方人都懂得制造炸彈，有一次看到一基督教牧師下鄉傳道，竟“委曲受洗”。他果然從教士身上學到了不少化學知識，掌握了制造炸藥之法，但“仍以術未精，不能有所就，郁郁者久之”。

　　后來，由于家庭貧困，林冠慈與二哥到香港打雜工。在香港，林冠慈聽到許多革命志士英勇戰斗壯烈犧牲的事跡，愈發深明民族大義，急迫想加入孫中山創建的革命黨。有一次，林冠慈看到一個賣藥者演說時慷慨激昂，便以為他是革命黨人，結果被人窘辱一番，從此不敢逢人輒問，有“茫茫大地，何處得覓黨人”的感慨。

　　終于有一天，香港支那暗殺團成員高劍父在進行革命宣傳教育時，發現了這個嫉惡如仇的小伙子，遂招林冠慈加入暗殺團。按照團例，新團員必須考察半年合格后才能成為正式團員，而林冠慈僅過了數月，就用真誠感動了眾團員。據當事人鄭配剛回憶，正式入團宣誓時，“廳房四圍張以黑布，當中置一圓桌，圍以白幔，上面放一骷髏頭，旁邊燃著一枝白蠟燭，熄了燈，但見燭影搖紅，入團者一人獨對骷髏頭3分鐘，由主盟者讀團的宗旨、方略”。3分鐘之后，林冠慈正式成為香港支那暗殺團的執行團員。他終于可以大展拳腳了。

　　在加入暗殺團前，他的母親來信敦促他回鄉娶親，而這時的林冠慈已下決死之心，不欲歸又不忍明言傷母心，于是撒謊說自己是到南洋做生意。在團中，林冠慈“勤慎執役，備歷艱苦，自請執行者數，諸團員咸信服之”。辛亥年（1911）三月，清廣州將軍孚琦被溫生才刺殺，林冠慈聞之大喜若狂，但很快就頓足說：“吾蓄志十年，胡竟落他人后？”

紅花崗四烈士墓碑記文。

　　暗殺李準以身殉國

　　“三·二九”廣州起義遭鎮壓失敗后，暗殺團決定立即刺殺李準，由林冠慈、陳敬岳、潘賦西、趙灼文四人為執行人員。在赴廣州行刺李準的團部餞行宴上，林冠慈慷慨陳詞曰：“我以身許國，所系念者，惟老母耳。有長兄在，想能侍奉盡職。但我死后，請勿使老母知之，以傷其心�！彼旄拿麨榱止诖�，以紀念慈母養育之恩。臨行前，他又再三交代同志：“吾死后，勿遽發表使吾母悲也。”

　　1911年8月13日上午，革命黨人得知李準將于當天午后由城外的水師公所進城回水師提督衙門的消息后，立即通知行動小組準備行動。林冠慈手提藤茶籮，在雙門底一帶靜候。午后，一大批手持短槍大刀的清兵保護著李準的大轎，快速沿街返衙門，行到怡興縫衣店門前，林冠慈立即從藤茶籮內抓出兩枚炸彈拋向李準的綠呢大轎，炸彈在轎前一丈多遠處爆炸。李準被炸彈震得摔出轎外，胸部與雙手俱受重傷，肋骨折斷兩根，撲倒在地上打滾，是役炸死3人，傷22人。跟隨的衛兵一陣驚慌后知道李準遇刺，立即搶救李準，另分一部人去追擊刺客。林冠慈還來不及將第二枚炸彈擲出，就被衛兵擊中，當場犧牲。

　　據《南園叢稿》記載，林冠慈為了行刺李準，平時就懷揣炸彈尋求機會，最有利的一次在某令節時，李準出門巡游，但是由于該令節為廣東舊俗節日，街上行人眾多。林冠慈考慮到炸彈在人群中若爆炸，勢必途人傷亡無算，于良心不忍，遂禁而不發。

　　據當事人李熙斌（暗殺團主要成員）回憶，暗殺李準數日之后，有同志在某影相店購得林冠慈就義后的遺像，“一目閉，口合，無絲毫苦狀。倚一木柱，辮發纏于柱上，其右目之上有血痕一條，流至頰下，彈蓋于此穿入腦中，致命傷也。此影殆為拾殮時所攝，可想見其從容就義之狀”。為了紀念林冠慈，團中同志取林冠慈生前最近的照片，制為銅版，并由暗殺團主盟者劉思復（師復）為其作傳，刊印散發。林冠慈刺殺李準一事震驚全國，各大報刊連篇累牘地報道，林冠慈的事跡一夜之間傳遍全國。

　　林冠慈的壯烈犧牲，極大地震懾了清廷。據《香山旬報》報道：“自李提遇險后，凡各團局所委員出入多不乘輿，甚至有改穿短衣者。昔日之輿從赫赫，叱咤道涂，自昨至今，頗罕見矣�！庇绕涫抢顪�，自此之后成驚弓之鳥，再也不敢殘殺革命黨人，在廣州光復前夕選擇了投降以保全性命。

　　烈士歸葬紅花崗

攝于1927年的紅花崗四烈士墓。 本版圖片 惠州報業全媒體記者 嚴藝超 翻拍

　　廣州光復后，廣東都督陳炯明將林冠慈、陳敬岳、溫生才及謀炸龍濟光的鐘明光烈士，一道改葬于廣州紅花崗。據1911年12月16日《華字報》所載，廣州光復后林冠慈改葬情形如下：林冠慈自炸擊李準殉義后，隨葬于東門外紅花崗，茲由其同志查得墓地，先期開棺，檢視衣服，遺物尚存，當即易棺，12月14日行改葬禮。是日會葬者萬余人，軍隊則有香軍、循軍、惠軍、北伐軍、華僑炸彈隊、學生北伐軍、協字營、蘭字營等，其余中國同盟會、演說團、基督教會、世光學堂等亦派隊到祭，陳（炯明）都督主祭。

　　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后，每月由政府撥給林烈士的家屬撫恤金一百元大洋。后有佚名撰題紅花崗四烈士墓志聯云：“生經白刃頭方貴；死葬紅花骨亦香�！�

　　如今人們在紅花崗看到的烈士圓形合冢，是1987年改建的。1922年的清明時節，陳炯明有感于時過境遷，世人只記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而對紅花崗四烈士卻“淡然若忘，厚薄之間，相去甚遠”，遂發表《國慶及諸典等日舉行祭祀四君子布告》，“通令各界，遇有國慶及諸盛典等日，飭令一律舉行祭祀”。1924年，由鄒魯撰文寫成紅花崗四烈士墓碑記文，歌頌了林冠慈等烈士舍生取義的精神。

　　據惠州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何志成介紹，在林冠慈的家鄉惠州，邑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紀念林冠慈。1917年，邑人在惠州西湖點翠洲筑“烈士祠”(又名“留丹亭”)同祀陳經、林冠慈、陳敬岳等烈士。為弘揚林冠慈為國捐軀的革命精神，1946年林冠慈家鄉父老將梅湖小學(林冠慈的母校)改名為“冠慈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