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駐廣州領事班德瑞游覽羅浮山線路圖。 《羅浮山蠟屐記》書影。 嚴藝超 翻拍

　　羅浮山自古以來都被尊為“嶺南第一名山”，1000多年來達官貴人、文人墨客游歷者多不勝數。時間進入晚清時期，造訪羅浮山的游人又多了一種成分，那就是慕名而來的外國人。

　　英國駐廣州領事班德瑞的羅浮之旅

　　大約是三四年前，筆者從一位美國友人處獲得一本罕見的英文羅浮山游記，書名是《The Lo-Fou Mountains：An Excursion》，翻譯過來大約是《羅浮山的一次旅行》。作者Frederick Samuel Augustus Bourne，職銜是“大英國羊城副領事官”，他的中文名叫班德瑞。令人意外的是，書的最后一頁竟然有著中國版刻風格的書影，題名為《羅浮山蠟屐記》，發行時間為“光緒乙未年（1895）仲夏吉旦”。

　　班德瑞（1854-1940）是英國長駐中國的外交官，從手頭上的資料來看，他曾在上海、重慶、臺北、廣州等大城市當過領事館領事。史料中關于他較多的記載，是發生在1887年重慶的一樁清末教案，美國傳教士在重慶的房產被憤怒的當地百姓所侵害，但由于當時美國還沒有在重慶設領事館，因此美國公使請求英國指派時任重慶署理領事的班德瑞作為美國代表。班德瑞果然不辱使命，較好地解決這場教案，辦事能力得到中英美三方的肯定，美國公使還專門致函英國當局，代表美國總統表示感謝。

　　1876年來華的班德瑞也是一名對我國植物調查很有熱情的英國駐華領事官。1883年，他在武夷山旅行時，見到我國這一地區比較常見的著名觀賞植物——方竹。他是在華最早見過此種活植物的人之一。1884年，他接替謝立山任重慶領事，在隨后的兩年中，他受命調查我國西南四川、云南、貴州和廣西的商業和交通，同時收集有關情報。1888年，他發表了“華西南旅行報告”，當年的《中國評論》介紹了這個報告。他在四川等地旅行時特地收集了一些植物標本，其中包含一些新種。還有一批他很看重的經濟植物標本及其部分種子，特意在這些經濟植物的標本上附記了它們的漢名和用途。

　　來到廣州后，素有“藥市”之稱、自然植物資源雄冠嶺南的羅浮山，班德瑞又豈能錯過？1892年9月17日上午10時，班德瑞約上幾個同好，就從廣州出發了。他們下午1:30進入東江航道，逆流而上，到達石龍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了。他們只能在船上過夜，遠處宏偉的羅浮山隱藏在夜霧之中。

　　班德瑞是從鐵場登岸進入羅浮山的。從書中記述來看，他的第一次登山路線是鐵場、華首臺、黃龍觀、南樓寺、鐵橋、飛云頂、撥云寺、酥醪觀、茶山觀、沖虛觀、葛洪衣冠冢、白鶴觀、梅花村、寶積寺，然后回到“狗仔塘”（即現在的九子潭）休整，然后又經華首臺一線第二次登飛云頂、酥醪觀，不過這次是往西經正果前往增城，順增江而下回到東江，然后返回廣州。

　　鐘情羅浮山植物的外國人

　　班德瑞在羅浮山的親身見聞，頗能補羅浮山志和中文版羅浮游記的不足。比如班德瑞尤其關注羅浮山的植物，他在黃龍觀附近發現兩名道士在采摘一種名字叫“拈芽桔”的水果，這種桔子據道士所言只生長在黃龍洞附近的山上。班德瑞后來將“拈芽桔”和樹葉的樣本送給了一位叫福德的植物學家、香港植物園總管，但福德也無法辨認出是什么品種。

　　福德也是英國人，他和班德瑞一樣也鐘情于羅浮山的植物資源。1883年，福德在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Faber)的陪伴下，和一些雇來的本地采集人員到羅浮山區羅致植物標本。此次他們比較全面地考察了這座名山，采集的350種植物標本和850株植物種苗帶到香港。其中他們認為比較新奇的植物，無論是種苗還是標本都送回英國。1887年，福德還在《中國評論》上發表過《中國的中藥》一文，大量引用他對羅浮山中草藥的研究成果。

　　相對于班德瑞對羅浮山風景名勝的描寫，筆者更關注他以外國領事身份的視角的見聞。比如他來到酥醪觀，遇到兩位常住酥醪觀的知客（寺廟道觀中司掌迎送與應接賓客之職稱），都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一個曾在舊金山法國工作，但并非正式道士；另一個是長年旅美的商人，因健康原因回國，在酥醪觀療養，已決意在羅浮山過隱居生活。從酥醪觀有兩名精通英語的知客這點來看，說明晚清時期的羅浮山能見到外國游客，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了。

　　這些眾多的外國游客中，在班德瑞之前的十余年（1881-1883年間），有一個名字叫香便文（B.C.Henry）的美國傳教士也曾來到羅浮山專門進行植物標本收集，羅浮山的珍奇草木讓香便文如獲至寶。1886年，香便文出版了《Ling-Nam》（嶺南）一書，書中就記載了不少華南特別是羅浮山的植物和經濟植物。他收集的植物據植物學家漢斯的鑒定約有60個新種。

　　外國人組織“夏季游羅浮會”

　　外國人游覽羅浮山的高峰期發生在民國初年。據《香港華字日報》1920年2月6日的《外人組織夏季游羅浮會》消息報道：“羅浮山高三千八百余尺，盛夏清涼且離城不遠，去年游斯境者多至八十余人。該八十余西人曾經游覽，僉謂江西廬山亦不過如是。決意本年夏季結隊再游是山避暑，其間冀加入者達三百五十六人。”

　　1921年5月，惠籍人士黃強、鄧鏗等上書廣東省長陳炯明，條陳羅浮山自辛亥革命以來遭山匪占據、盜伐嚴重的情況，請求保護羅浮山。接報后，陳炯明偕伍廷芳、汪精衛等要員于1921年12月10日前往羅浮山考察，小住兩天。10天之后，由同行的內務部技士容覲彤寫成《開辟羅浮計劃書》，擬將羅浮山建成公園，可堪比北戴河、莫干山、廬山等中國著名避暑勝地。然而計劃雖好，但由于此后粵局震蕩，陳炯明下野，開辟羅浮山的計劃也只好不了了之。

　　1930年2月，有感粵局平穩之后游人游覽羅浮山絡繹不絕，廣東省建設廳開始動議重新開辟羅浮山，廳長鄧彥華特意去函江西省府，希望能借鑒廬山牯嶺的開發經驗。江西省府回函后，省建設廳立即派員前往羅浮山勘測，以便早日興工。此后，羅浮山逐步得到開發，游人也紛至沓來。至1934年，羅浮山避暑區已經熱鬧非凡，有報載稱“山上各著名道觀，如沖虛、白鶴、酥醪等觀，均被客租住一空，尤以沖虛觀與華首臺二處，更為擁擠，各處皆住百人以上，一時摩肩接踵，熱鬧非常，為從來所未有之盛況。”

　　（嚴藝超）

（來源：2019年03月31日《惠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