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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峰，獨立千巖之上。海山浮動而出沒，先圣飛騰而往來。”宋朝大文豪蘇東坡的這篇《白鶴新居上梁文》，形象地描繪了山川秀邃、文化深厚的名城惠州。

　　惠州，地處南海之濱，東江之畔，以《道書》最貴逆水，自古以來便是中國南部的仙源之地。東江之陽，有被譽為“仙靈窟宅”的羅浮山；東江之陰，有“苧蘿西子”美譽的西湖。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成就萬物，惠州遂為嶺南文明發源地之一。

　　惠州，這座能讓蘇東坡“愿作終老計”、“不辭長作嶺南人”的歷史名城，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2000多年的建置史和近千年的建城史�；赝�漫漫的歷史長河，勤勞聰慧的惠州人民在這片土地上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成就�；葜莸钠鹇涑粮　⑴d衰悲喜，無不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無不打上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印記。

　2000年，在惠州市郊橫嶺山發現一處從西周至戰國時期的300多座古墓群，震驚考古界，被評為當年的“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壹

　　貝丘遺址見證古老東江文明

　　探尋惠州歷史的源流，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探尋人類在惠州這片土地上的生存狀態和發展軌跡；而根據考古發現，至遲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經有人類在惠州地區活動。

　　考古是破解歷史密碼的重要手段，而文物是撥開歷史迷霧的唯一鐵證。早在20世紀30年代末，惠州地區就迎來了一個名字叫麥兆良的意大利籍天主教神父，他的另一個身份是考古學家。在1938-1940年間，麥兆良在粵東的惠陽、揭陽、潮安、饒平、五華、龍川、梅縣、大埔等縣以及福建諸縣進行考古調查，并將調查結果寫成《南中國的考古》論文。論文將惠州納入“韓珠區域”，并認為原屬惠州府管轄的海豐是這個區域內最重要的地方，有著新石器早期特征的“北沙坑文化”，從而推翻了當時西方認為中國南部沒有新石器和青銅器文化的結論。

　　根據考古發現，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先民們就已經在惠州境內的東江流域繁衍生息，創造了惠州的遠古文明。而在惠州地區發現的眾多新石器時代遺存中，貝丘遺址最值得注意。據《南粵文物考古集》，目前發現博羅縣有9處、惠城區有2處河岸型貝丘遺址，全部分布在東江兩岸。

　　惠州貝丘遺址的考古發現，為我們觀察惠州先民的生存狀態提供了地下物證。例如博羅葫蘆嶺遺址，瀕臨東江，從嶺頂到嶺腳被厚厚一層灰白色沙蜆螺蚌類貝殼所覆蓋，成了當地農民燒制殼灰的“天然資源”。單在1954年合作化時期就被社員挖取了數萬斤，其存量之巨當可想見，顯示了生活在那里的先民部落規模頗大。

　　除了貝丘之外，惠州還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磨制石器，這是新石器時代的兩個顯著標志。豐富多樣的地下文物證明：惠州遠古時期的先民們也和中原人一樣，創造和發展著屬于自己的社會文明——— 東江文明。在文化形態上，它具有明顯的流域性特點，是珠江文化體系中的重要一支。

在橫嶺山出土的青銅鼎。

　　貳

　　揭開縛婁古國神秘面紗

　　2000年，在惠州市郊橫嶺山發現了一處從西周至戰國時期的300多座古墓群，震驚考古界，被評為當年的“全國十大考古發現”。發掘不到三分之一古墓群里所出土的大量精美陶器、青銅器、玉器等珍貴文物，與在古墓群附近先后發掘的銀崗窯場、梅花墩等多處遺址，赫然印證著一個先秦古國曾經的繁榮與輝煌。

　　這個重大的考古發現，使人們不禁想起了史籍中記載過的神秘古國———“縛婁”。

　　據《呂氏春秋·恃君覽》載：“楊漢之過，百越之際，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晉人王嘉所著《遺拾記》亦有記載：“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國（與“縛婁”音近，指義實一）”。譚其驤教授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冊》的戰國楚越地圖上也詳細標明在博羅縣北部有縛婁國。

　　若從公元前約1000年 （周成王七年）算起，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帝三十三年）秦軍平定嶺南止，縛婁古國歷經了近千年的時間。在悠長的歷史進程中，縛婁古國為東江流域熏染上了厚重的文明基色。

位于博羅縣城東江邊的葫蘆嶺貝丘遺址。

　　叁

　　博羅古縣開啟惠州建置史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為了實現“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的大中國宏圖偉業，發五十萬大軍略取嶺南。其中趙佗率秦軍進入東江，指揮平定東江之役，因遇到縛婁古國土著人的強烈抵抗，屯兵梁化，等待援軍，最后鎮壓了東江兩岸土著人的抵抗。

　　根據這個歷史過程，可以說縛婁古國是被趙佗所滅。有專家認為，橫嶺山先秦古墓群“由于所有墓葬都齊刷刷朝東排列，有可能是當年與秦軍作戰陣亡士兵的墓葬”。

　　秦始皇帝三十三年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統一嶺南后，包括“縛縷國”的百越地區已納入南�？す茌�。在嶺南，秦王朝也像中原一樣實行 “書同文”、“車同軌”等文化統一政策，從政治、經濟及思想意識形態等方面，全面推進民族的文化融合。就這樣，一個古老的“東江文明”在歷史迷霧中消亡了。

　　秦朝在嶺南設立郡縣，未及八年而亡。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趙佗擁兵自立，建立半獨立狀態的南越國。南越國傳至五世，宰相呂嘉謀反，殺漢使、南越王及王太后。為此，漢武帝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1年）命伏波將軍路博德等率三路大軍渡嶺，咸會番禺平亂。越年呂嘉被誅，遂分南越國為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個郡。南�？�從原來番禺、龍川、揭陽三個縣分為番禺、四會、中宿、龍川、揭陽、博羅六個縣，其中博羅縣址在今惠州城區以東約三十公里的梁化。從此“博羅”之名出現在中國的郡縣行列中。

清代白鶴峰東坡祠里的《宋蘇文忠公惠州畫像》。

　　肆

　　隋唐置循州府奠定惠州中心地位

　　秦漢以后，惠州就已成為朝廷轄制嶺南的重要據點。進入隋代，惠州便一直是歷朝郡、州、路、府的治所，成為東江流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特別是隋開皇十一年（591）置循州總管府于梌山（今惠城區中山公園）后，惠州跨入了實質性的開發階段。

　　循州總管府領潮、循兩州，其中循州轄歸善、博羅、海豐、河源、新豐、興寧六縣。隋開皇十四年（594），以齊州刺使樊子蓋為循州總管府總管。樊子蓋任循州總管十年，政績卓著。據《隋書·樊子蓋傳》記述，隋煬帝詔樊子蓋返朝時，曾下諭褒獎他：“子蓋干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西服，愛惠為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從隋煬帝的褒詞來看，樊子蓋不但是一位能臣，而且還是一位清官。

　　隋大業元年（605），隋煬帝廢州為郡，其中廢循州，置龍川郡，郡治仍在惠州梌山，首任龍川郡太守為柳旦。據《隋書》記載：“（柳旦）大業初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這是一則惠州辦學的最早記載。自此之后，唐宋兩代開始有大批朝廷命官和貶官踏足惠州，興文助教，開始了儒家文化在惠州傳播的新篇章。

　　在唐代科舉制度的刺激下，惠州的儒家教育得到長足發展。加上眾多貶官的到來，促進了本土文化與中原文化交流。至晚唐，惠州先后培育出韋昌明、鄭隱及張昭遠三位進士，實現了科舉歷史上零的突破，也顯見此時惠州儒學教育水平已有了令人矚目的提升。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惠州府志》刊載的“惠州府境總圖”。

　　伍

　　宋代惠州異軍突起聲名遠揚

　　南漢乾亨元年（917），循州析置禎州。宋天禧四年（1020），為避太子趙禎諱，禎州改稱為惠州，沿用至今。隨著唐宋時期惠州地區行政秩序的確立，惠州地區的人口不斷增多，與中原文化的不斷交融，惠州經濟社會文化建設得以迅速發展，至宋代，已“此邦文物不下他州”，成為嶺南名郡。

　　兩宋時期無疑是惠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也是惠州歷史上一個重大關節點。一方面，經濟發展的成果使得惠州的生產結構發生較大的變化，最為突出的是手工業領域的制瓷業的異軍突起。位于今天市區的北宋東平窯址是北宋時期的廣東三大民窯之一，惠州瓷器從東江遠銷東南亞等地，同時期，惠州阜民錢監的鑄幣規模雄居全國第二。

　　制鹽、鑄錢、燒造陶瓷諸業的興旺，促進了惠州水上運輸業的發展。東江是粵東黃金水道，惠州處東江中段，又是東江和西支江交匯的地方，上至河源老隆，淡水龍崗，下達東莞廣州乃至整個珠三角，區位優勢無可替代，各地商品集散于茲，水道一片繁忙。

　　另一方面，惠州文化的發展步伐在宋以前較緩慢，至宋代后發生了明顯的改觀。北宋時由于陳堯佐、陳偁等歷代賢太守的勵精圖治，以及蘇軾、唐庚、陳鵬飛等謫宦的到來，開辟了惠州士風的草昧，并濡染了一批優秀的惠州文化人才。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蘇軾。宋紹圣元年（1094），蘇軾被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攜季子過及侍妾王朝云抵惠，寓居惠州兩年零七個月，寫下了587首詩詞和散文、序跋，題詠惠州風物，惠州由此聲名遠揚，飲譽四海。

　　至南宋時，惠州的文化終于別開生面，人文蔚起�；葜輾v史上第一個“省元”（宋代禮部試貢士第一名）張宋卿、三朝宰相留正等，都頗有建樹，在中國歷史上占據一席。在宗教文化領域，惠州因有羅浮山這樣的寶貴優勢資源，從葛洪到南宗四祖陳楠，自晉以來就一直是嶺南道教文化中心。惠州還是古代廣東文化教育較為發達的州縣之一，豐湖書院堪稱宋代廣東四大書院之一。

　　南宋末年，惠州區域的生存環境逐漸出現較大的變化，地域社會在各方面都面臨嚴峻的挑戰，社會運行的復雜因素大為加劇。宋元鼎革時期，惠州成為文天祥抗元的最后根據地，惠州的軍事和國防作用變得更加突出。

　　至元代，首創行省制，政區設置為省、路、府（州）縣四級制。元至元十六年（1279），惠州改為惠州路。

東征軍黃埔軍校將士在強大炮火支持下激戰30小時，前赴后繼沖過北門五眼橋窄長地帶，以陣亡200多人的代價，最終攻陷惠州城，結束惠州自建城以來未曾一陷的歷史。

　　陸

　　明清惠州人文鼎盛人才輩出

　　明清時期，惠州路改為惠州府。明洪武二年（1369），惠州府轄歸善、博羅、海豐、河源、龍川、興寧、長樂等7縣。此后惠州府的行政區劃多有調整，至崇禎六年（1633），惠州府共領歸善、博羅、海豐、河源、龍川、興寧、長樂、和平、永安、長寧、連平州共十縣一州。明崇禎年間惠州行政管轄范圍，是共和國成立之前最寬廣的時期。

　　惠州作為軍事重鎮的城市功能日益凸顯。洪武三年（1370），惠州知府萬迪率軍民擴筑惠州府城。惠州府城墻三面臨水，固若金湯，在明代已有天塹之譽。洪武中期，為抵御外侵，在平海建造城池，設立守御千戶所，隸屬惠州衛，平海成為海防軍事重鎮。明代惠州府衙門前建有石牌坊，兩邊分別書有“嶺東雄郡，梁化舊邦”八字，昭示著惠州的粵東門戶地位。

　　惠州的人文精神，經歷了千年各種文化熏陶，至明代孕育出燦爛輝煌的人文盛世景象。在此期間惠州人進入仕途后，在朝廷多鐵面御史，在地方多清廉知縣，至國家危難或社稷傾覆之際，則又多慷慨赴義、以身殉國的節烈之士，特別是晚明涌現出“三尚書”、“四御史”、“湖上五先生”等優秀人才。可以說，明代是“名卿迭起，忠孝之臣，才節之士，后先相望”的朝代。

　　清代是惠州向近代社會演進的重要歷史階段。清代惠州的政治社會呈現為兩頭嚴峻、中間穩定的基本格局。清初，惠州是全國抗清的最后戰場之一，曠日持久的拉鋸戰對惠州社會造成了沉重的戰爭創傷。為對付抗清將領鄭成功，清政府對廣東沿海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惠州百姓深受荼毒。屈大均曾嘆曰：“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于此！”進入康熙以來，惠州的社會才逐漸穩定下來，清政府宣布廢止禁海規定之后，惠州才出現了一個多世紀較為太平繁榮的局面。

　　清代中葉，惠州各地的市鎮得到快速發展，交易商品繁多。羅浮山作為天然中草藥寶庫，以藥市聞名于世，為清代“粵中四市”之一�；葜萦钟卸笫貣|江黃金水道之地利，境內東江、西枝江穿城而過，匯流珠江，通達海外。長期以來的水運便利、商埠繁盛、人競交集，成就了惠州作為東江流域商品集散地和經濟中心的地位。

　　自王煐、伊秉綬先后重建豐湖書院，鄧承修創建崇雅書院，惠州文化得到復蘇與發展，鄉村教育和客家文化勃興，人才輩出，相望若林。歐榘甲作為康有為的得意門生，對封建帝制做出了系統而尖銳的批評，并積極倡導自由民主革命學說。至清末，江逢辰、李綺青、楊壽昌、羅國瑞等，在文學、經學、科學等各個領域均卓有建樹。

　　柒

　　惠州是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

　　進入近代，鴉片戰爭的炮火驚醒了盛世的美夢。光緒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規定惠州為通商口岸，惠州被迫向世界開放。外國的火水、火柴、洋布、西藥、食品等經香港大量涌進惠州，客觀上使惠州商業日益繁榮壯大。與此同時，西方文化也源源不斷地涌入，也促使惠州文化在吸納中進一步向近代轉型。

　　為了彌補思想觀念落后的差距，惠州士子也從未放棄努力，努力走出國門看世界。從中國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后來成為中國鐵路建設先驅人物的羅國瑞，到投身留學日本高潮的陳廷泰、李植生、楊高臣等，無不體現出思想上的憂患意識，自覺承受對國家和民族的使命擔當。比如1900年被清廷選派官費留學日本的楊高臣，從日本學成針織生產和機械修理的全套技術，回國后自己制造出廣州首批手搖織襪機，冠名為震東牌，對早期廣東民族工業的艱難起步作出了貢獻。

　　民國時期的惠州歷史，從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到1949年惠州解放，雖然不過37年的時間，但惠州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卻十分重要�；葜菔且蛔�革命的城市，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鴉片戰爭后，惠州成為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孫中山先生和民主革命先驅們在此開展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前的十次反清武裝起義中，三洲田起義和七女湖起義都發生在惠州。

　　1923年，惠州地區在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的推動下，農民運動風起云涌。1927年11月11日，高潭區蘇維埃政府建立，是中國最早建立的區級蘇維埃政權之一，在中國農民運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24-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惠州是革命軍兩次東征的主戰場，周恩來、葉劍英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惠州大地上留下了生活和戰斗的足跡。1927年，南昌起義軍一部到達高潭中洞整編，建立了中共軍隊歷史上最早的兵工廠、軍裝廠、紅軍醫院和印刷廠，高潭成為著名的早期革命根據地。1938年，侵華日軍由惠州大亞灣登陸，進而占領廣州�；葜萑嗣癫晃窂姳�，奮起還擊，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惠州第一支抗日武裝力量——— 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其后與東寶人民抗日游擊隊組建了威震華南的東江縱隊，惠州成為全國十五個抗日根據地和敵后三大戰場之一，譜寫了一曲又一曲英雄的革命史詩。

　　本版文/圖（翻拍） 《東江時報》記者嚴藝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