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傳入惠州，與羅浮山的歷史分不開。在中國道教創立之前，就有不少方術之士逾嶺來羅浮山活動。據傳，最早在周靈王時，有浮丘公偕王子晉上嵩山，后適羅浮得道。至秦朝有安期生賣藥東海，嘗游覽羅浮，采山澗菖蒲服之，時稱千歲翁，返咸陽時還將羅浮山的情況告訴秦始皇。秦時還有桂父、霍龍，漢時有朱靈芝、陰長生、華子期、東郭延年等在羅浮修道。朱靈芝治“朱明洞天”、華子期治“泉源福地”，后來皆得道飛升。以上種種傳說，皆出于《列仙傳》和《神仙傳》，可信程度有限。清杜光庭撰《歷代崇道記》也載周穆王時，于昆侖、王屋、終南、青城、天臺、羅浮等山前后度道士五千余人，在時間上均與道教創立于東漢后期有出入，可見這只是道士杜光庭出于對道教的一種信仰，但也反映出當時的嶺南可能已有類似道教的活動。因此，道教正式進入羅浮山，應從東晉葛洪說起。

　　嶺南地處南壤，地理形勢自古以來有其獨特之處，它背依逶迤五嶺，面臨浩瀚南海，山川秀邃，氣象新奇。清代學者仇巨川在《羊城古鈔》中贊曰：“五嶺峙其北，大海環其東，眾水匯于前，群峰擁于后，地總百粵，山連五嶺，彝夏奧區，仙靈窟宅，山川綿邈，土野沃饒。”有著“仙靈窟宅”奇譽的嶺南，為道教南傳提供了適合扎根、衍播的地理環境。

　　長生成仙是道教的終極目標。許慎《說文解字》云：“仙，人在山上貌，從人從山。”劉熙《釋名》也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也就是說，仙乃入山不死之人，故成仙的關鍵在于棲身高山，煉丹修道。正如葛洪所說：“合丹當于名山之中，無人之地。”為此，崇尚名山的道教，總結出“上天遣群仙統治之所”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皆為求仙訪道、修身養性乃至長生不死的好去處。葛洪在《抱樸子內篇·金丹》中強調名山之中皆有神仙居住，還有神異的藥物生長，是煉丹的理想場所。他提到了許多道教名山，羅浮山即其一。

　　羅浮山聞名于中土，始于西漢初年。漢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陸賈奉使南越，回到漢廷后大加贊譽，“羅浮山頂有湖，環以嘉植”。屈大均云：“羅浮之名，自陸賈始言之，而后司馬遷稱之為南岳佐命。賈者，開辟羅浮之祖也。”

　　秦漢之際，嶺南雖已被開辟為封建帝國的疆域，但封建王朝的統治長期局限在一些交通要道和郡縣治所附近地區，其余大部分地區基本上仍處于無君主的部族狀態，如淮南王劉安上書漢帝時說：“越，方外之地，劗發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表明古代嶺南尤其是羅浮山，遠離封建統治權力中心，是一塊“山高皇帝遠”的逍遙樂土。正如歐陽修所說：“所謂羅浮、天臺、衡岳、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

　　雖然古代嶺南作為蠻荒的邊陲之地，遠離封建王朝的權力核心，但因此也帶來了社會環境較為安定的局面，與中原的政治動蕩、戰亂頻仍形成鮮明對比。

　　秦末，中原罹難，“群盜”蜂起，陳勝、吳廣的暴動，以及劉邦和項羽的楚漢爭霸，戰火紛飛，各地“諸侯起兵，獨南海晏然”。秦亡時，南海尉趙佗乘機割嶺而王，創立南越國，“稱制，與中國侔”，他執行“和輯百越”政策，使“民夷稍稍安輯”，嶺南免受戰爭的洗劫。

　　漢承秦制。西漢立國不久，即承認南越國的合法，“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毋為南邊害”，雙方保持友好往來。在這種情況下，漢越無兵爭流血之慘，而生靈也得免于涂炭。由于趙佗治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社會得以安定。

　　嶺南這種疏遠封建禮教、社會較中原穩定的特點，既為百姓提供了一個安定的生存環境，也為仙道修煉提供了一塊凈土，如牟子所言：“靈帝崩后，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谷長生之術”。能為長生辟谷之術的人，無疑都是修道之人，他們看中嶺南的安定，慕名而來。如葛洪就是沖著嶺南這塊“化外之地”、“逍遙樂土”而南來。《抱樸子外篇·自敘》稱他“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于江東，歸途隔塞……遂停廣州”，先后兩次進入羅浮山，從事煉丹傳道活動。（嚴藝超）

（來源：2018年08月29日《惠州日報》）